地解決，找一些樹枝，在鍋裡一煮，就狼吞虎嚥地吃開了。他們顯然是餓得夠嗆的。俘虜中是有等級的，蘇聯和法國俘虜級別似乎高一點，而波蘭的戰俘和平民，在法西斯眼中是亡國之民，受到嚴重的侮辱性的歧視，每個人衣襟上必須縫上一個寫著P字的布條，有如印度的不可接觸者，讓人一看就能夠分別。法顯《佛國記》中說是“擊木以自異”，在現代德國是“掛條以自異”。有一天，我忽然在一個我每天必須走過的菜園子裡，看到一個襟縫P字的波蘭少女在那裡幹活，圓圓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非常像*年前我在波蘭火車上碰到的Wala。難道真會是她嗎？我不敢貿然搭話。從此我每天必然看到她在菜地裡忙活。“同是天涯淪落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一句話。我心裡痛苦萬端，又是欲哭無淚。經過長期醞釀，我寫成了那一篇《Wala》，表達了我的沉痛心情。
我當時的心情就是這個樣子。
此時，我同家裡早已斷了書信。祖國抗日戰爭的情況也幾乎完全不清楚。偶爾從德國方面聽到一點訊息，由於日本是德國盟國，也是全部謊言。杜甫的詩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想把它改為“烽火連八歲，家書抵億金”，這樣才真能符合我的情況。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國是什麼樣子了？家裡又怎樣了？叔父年事已高，家裡的經濟來源何在？嬸母操持這樣一個家，也真夠她受的。德華帶著兩個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樣過的？“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我想，他們是能夠憶長安的。他們大概知道，自己有一個爸爸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家裡還有一條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國內時，我每次從北京回家，一進門就聽到汪汪的吠聲；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搖起了尾巴，憨態可掬。這一切都是我時刻想念的。連院子裡那兩棵海棠花也時來入夢。這些東西都使我難以擺脫。真正是抑制不住的離愁別恨，數不盡的不眠之夜！
我特別經常想到母親。初到哥廷根時思念母親的情景，上面已經談過了。當我同祖國和家庭完全斷掉聯絡的時候，我思母之情日益劇烈。母親入夢，司空見慣。但可恨的是，即使在夢中看到母親的面影，也總是模模糊糊的。原因很簡單，我的家鄉是窮鄉僻壤，母親一生沒照過一張相片。我腦海裡那一點母親的影子，是我在十幾歲時離開她用眼睛攝取的，是極其不可靠的。可憐我這個失母的孤兒，連在夢中也難以見到母親的真面目，老天爺不是對我太殘酷了嗎？
我的老師們（1）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憤怒地說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