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六大”的做法，非但沒有加強黨的布林什維克化建設，反而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嚴重削弱。從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看，一方面，既有理論又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優秀的知識分子幹部受到排斥。另一方面，把工人當偶像，並沒有認真的加以教育和培養，選上來的工人幹部質量不高，政治上不強，領導能力弱，甚至有些人品質不好。據統計，參加“六大”的代表，後來有16名叛變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 。
30年代前半期先由中央蘇區搞起，然後擴充套件到各個根據地的肅反擴大化，打擊的主要目標仍然是知識分子。僅以鄂豫皖蘇區為例，1931年8月開始的白雀園“大肅反”，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為重點，“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 ，連紅四方面軍軍長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倖免。他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心情沉重地說：“除總部保留了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幹部外，軍以下幾乎是清一色的工農幹部。有些師團幹部，斗大的字識不了幾個，連作戰命令、書信也不會寫” ，即使如此，張國燾還在“肅反中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為重點物件，查祖宗三代，或關或殺或清洗” 。另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著名將領肖克，回顧這段歷史時痛心的說：“我黨經過多次肅反運動，如土地革命時期打AB團、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搶救運動以及全國解放以後反右派擴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資派等運動，可以說都有相似之處。這是為什麼？我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每錯一次，雖然作了改正，但沒有認真地總結教訓。如果認真總結土地革命時期肅反的錯誤，也可能不會出現搶救運動” 。
從反知識分子傾向到肅反擴大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其一，民主革命轉入以農村為主要陣地、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後，農民和士兵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知識分子幹部是少數，他們對農村、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都遠不如農民、士兵熟悉，因此處於劣勢地位。再加上知識分子長期生活於城市，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接受新事物快。他們和農民在思維方式、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乃至衛生習慣上都有很大的差別，即使是“工農化”了的知識分子幹部，這種差別的存在也是明顯的。知識分子要和農民、士兵融為一體，取得他們的信任，是件長期而艱難的事。十年內戰期間，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犯錯誤，作為在第一線執行這些錯誤方針政策的知識分子幹部，自然成為群眾直接攻擊的目標，這也進一步增加了農民和士兵對知識分子的隔閡和不信任感。贛東北蘇區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三個從上海來的搞文化工作的幹部，他們主張講衛生，在一起經常談論健康、洗腳、爬山之類的事，居然被誤認為是以“健康會”的名義進行改組派活動。
其二，由於某些領導人鼓吹的左傾理論與工農群眾中存在的狹隘情緒相結合，30年代前半期，家庭出身決定論即唯成份論曾在黨內盛行。“只要成分好，一生吃不了”，“成分好的不願參加革命甚至動搖的，一下子就提拔到領導崗位” ，而“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團”，連方誌敏這樣知識分子出身的著名革命家也遭到懷疑：“方誌敏是富農，如何能當主席？” 。張國燾則更“左”，他把家庭出身不好與反革命劃等號，列為肅反的重點物件，並且提出：“入黨的條件起碼是工人、貧民” 。正是在這種左傾思想指導下，出身於非工農家庭或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幹部，往往被視為“混入”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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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識分子（3）
其三，革命根據地長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