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把文化事業納入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
列寧曾講過：“國家，這是實行強制的領域。只有瘋子才會放棄強制。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採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員的身份來處理問題，在這裡是絕對必須的”91。斯大林把列寧的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來：首先，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事業完全納入行政管理單位，便於使用、管理和控制。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嚴格的按照上級的指令辦事，否則，就可能被處分、降職，乃至被趕出研究單位。對於一個學術工作者來說，這不僅意味著失去工作，而且丟掉了飯碗。斯大林晚年也從區域性感到這個問題，他曾舉例說：“在中央和各共和國的語言學機關中，有一種為科學和科學工作者所不應有的制度統治著。稍微批評一下蘇聯語言學情況，……都會遭到語言學的領導集團的壓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職和降級”92。其次，實行“理論專制主義”。“3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禁止一切領域對理論、科學的自由討論，大搞理論專制主義，從肉體上消滅不同政見者，從理論上確立獨斷專行的唯我主義、‘理論皇權主義’，以斯大林的三本書來壟斷社會科學的創造權和發明權。斯大林的理論成為一切思想的源泉，佈道式的講壇”93。對於學術界的爭論問題，學者沒有發言權，只有領導才能定是非，學者的任務就是按領導的指示辦事，連對《真理報》發表的文章，也“不準討論，只能照辦”。
蘇聯的這一套管理文化的體制，不僅扼殺了廣大學者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並且導致理論思想和學術思想的僵化，學術研究變成領導人推行的方針政策的“傳聲筒”、“抄寫員”。更為甚者，這種體制還滋長了學術界的不正之風。一位外國學者說，由於行政權力過大，“可以任意地決定他人的物質生活和提升，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重要的生活資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別人的隱私，可以決定一切——這使社會上許多人產生了一種羨慕之心和吸引力，嚮往成為這個機構中的人。這樣，在黨的機構內，也開始出現往上爬的鬥爭”94。正是這種誘惑力，使一部分學者墮落成為“不學有術”的文化政客。
“蘇聯文化模式”的三個特點（2）
第三， 實行“胡蘿蔔加大棒”的知識分子政策。
蘇俄十月革命以前是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文盲佔70％。據蘇俄1922年公佈的調查數字，1914年，在校中學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為591645名，農村只有14575名。大學生總數為127000人，在校大學生僅36000人。1935年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訪問蘇聯，高爾基曾向他介紹蘇俄農村由於文化落後導致的愚昧狀況：“俄國農民在電話和電燈面前顯出迷信的恐懼。當他們在農村添置留聲機時，老頭們請求機械師：‘喂’，讓他出來！‘他是誰？’‘魔鬼！’……當第一輛電車在下諾夫哥羅德（高爾基的家鄉）開動時，一個男子對自己畫了十字，喊道：‘喂，壓死我吧！’接著，他撲向輪子下面”95。
十月革命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識分子。列寧多次講過這個問題，斯大林執政以後，也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培養和使用。他曾先後提出“技術決定一切”和“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多次批評藐視、鄙視、敵視知識分子的現象，1936年11月25日，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佈：“我國知識分子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蘇聯的知識分子，是同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聯的完全新的知識分子”96。在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的教育事業有了迅速的發展，請看下錶：
年 份
總 數
每年平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