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人單力薄，“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很難施展才華，實現抱負。
中國近代工商業和資產階級的發展狀況，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理論和政治活動有沒有影響呢？有。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中國的近代工商業發展很晚，始於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很遲，直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還處於形成過程中。這就使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雖有強國富民、實現現代化的願望，卻很少能從中國的社會現實中獲得思考和研究的豐富材料，從而形成立足於中國現實的堅實的思想理論。一些著名知識分子的經濟思想，往往只是借鑑了西方經濟理論觀點，而缺少對中國現實的深刻思考。據19世紀長期在中國辦報的李提摩太講，他在報上所發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為當時中國國內各報紙所轉載過。他的著作《時事新論》和林樂知的《中西關係略論》，幾乎是當時談洋務、講維新的人所家喻戶曉的。“這些外國侵略分子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知識是十分淺薄的，……由於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沒有受過系統的資產階級學術訓練，不容易直接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論觀點。相比之下，倒是這些外國侵略分子所介紹的零散的、淺薄的知識，還較容易為他們所理論和吸收” 。思想淺薄，缺少現實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論的力度，是構成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軟弱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是新興資產階級對近代知識分子提倡改革、推動現代化的政治態度，各不相同。中國較早的和較大的企業，除外資創辦者外，許多都是由大官僚們首先著手經辦的，他們經濟實力強，政治勢力大，如對10個紡紗廠的創辦人的調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現任官僚和退職官僚，包括當朝宰相、頭號大官僚李鴻章，這些人雖然也贊成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但積極維護君主專制制度，反對搞君主立憲，不贊成政治體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辦企業家發展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控制，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勢力都遠不如官僚資本。以近代著名的資本家張謇為例，他自己沒多少資本，所創辦的南通大生紗廠主要得到了兩江官方（主要是劉坤一）的支援。又由於同封建勢力有著密切聯絡，其企業才得以較為迅速的發展。這就決定張謇雖有改革要求，卻對封建勢力表現出更大的妥協性和保守性。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變法維新運動時，張謇雖然也是知識分子出身，卻不肯積極參加變法活動，並且一再勸康、梁“勿輕舉” 。至於民辦企業家的中下層，處境更為艱難，其態度顯得十分無奈。《徐愚齋自述年譜》的作者徐潤評說道：“＇官方經理＇有強權而無公理，何以服人……餘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勢，無可如何，只可隨眾而已” 。因此，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推動政治改革、呼喚現代化的活動，很難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有力支援。
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於貧窮落後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在中國近代史上，雖然也表現出反抗和鬥爭精神，如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但具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盲動性、保守性。太平天國的“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種，有飯同食，有衣同衣，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天朝田畝制度》）的平均主義綱領和義和團盲目排外的“保清滅洋”口號，更能激起廣大農民的情緒，他們對知識分子宣傳的政治改革和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則一時還感到距離太遠，十分陌生。再加上知識分子個體腦力勞動所固有的傳統弱點，自命清高，輕視實踐，輕視群眾，更加深了與農民群眾的隔閡。使得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和政治活動，很難得到廣大農民的認同和支援。著名作家魯迅在其小說《藥》中，曾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朝末年，一個知識分子為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