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步之障，因對於所注重之學說當為忠實深刻的研究，以此自歷，並立國人”，“同人確信中國文明實全人類極可寶貴之一部分遺產，故我國人對於先民有整頓發揚之責任，對於世界有參加貢獻之責任” 。
《北京大學學生週刊發刊詞》：“我們的週刊，因為抱了種種態度，故以能‘相容幷包’‘廣納眾流’為貴，不鼓吹一種主義，不主張一種學說”，“我們所謂‘相容幷包’ ‘廣納眾流’並不是‘雜碎’的解釋。我們好歹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我們相信科學、相信真理的科學；我們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趨勢的新思潮”，“科學的智識和新思潮的趨勢，任憑你有羅馬教皇的權威，威廉二世的戰略，都抵敵不住的。所以我們的思想和言論，無論如何不能違背了這個標準” 。
啟蒙者的張揚與困惑（2）
《少年世界》發刊詞：“我們以為改造中國——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應有三種的步驟：第一步，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第二步，詳細記載由現代思潮演成的事實，給中國人一種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據思潮和事實的趨勢，草一個具體的改造中國的方案” 。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們在尋找救國救民道路，進行思想啟蒙以求改造社會的歷程中，碰到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如何發動民眾？一部分知識分子很早就感受到這個問題，並多次提醒大家注意。1904年5月，《東方雜誌》發表《論中國改革之難》一文，指出：“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能就學者，極多至四千萬止矣。此四千萬人，即能就學，即能深知改革之善，而其餘十分之九之人，皆未受教育之益，即於中國今日必當改革之故，不能有所體會。則彼少數之人，豈能強此多數不學之人，使之服從於改革之令，而無所捍格”？ 。到“五四”運動時期，《少年》雜誌更是進一步提出：“解決中國問題必須瞭解中國。要了解中國，縱的須明白中國的歷史，橫的須明白中國社會情形” 。張東蓀等主編的《解放與改造》雜誌，載《農民解放與平民銀行》一文認為：在農業國裡，勞動階級的主要成分是農民，運動的中心應當在鄉村，所以中國勞動問題的中心當然是農民問題 。《國民》雜誌則提出：“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大聯合，是……解除社會上種種糾紛的根本辦法” 。1919年2月，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撰寫《青年與農村》一文，明確提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主體不解放”，“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 。
然而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面對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思想認識上的巨大差距，面對社會上出現的“你們讀書人，都是白吃閒飯”的輿論衝擊，自己在理論上缺乏科學的認識，在實際上缺乏解決矛盾的辦法，從而陷入困惑之中，產生了一種自責心理、懺悔情緒。如有的說：“我想我這拿筆在白紙上寫黑字的人，夠不上叫勞工。我不敢說違心話，我還是穿著長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並沒有長起很厚的皮，所以我還不是一個勞工”，甚至痛罵自己是“社會上一個寄生蟲” 。有的鼓吹起“教育無用論”，如說：“唸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蠹民？”。“號稱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請問回到家裡抗（扛）得起鋤，拿得起斧子、鑿子，擎得起算盤的可有幾人，……若是這幾件事情都回答道不能，我們就可以明白，我們雖然受了十幾年教育，依然是無用的人”，“有用的分子都沒有受過教育，受過教育的都是無用的人” 。這種說法誇大了知識分子的某些弱點，並且把是否會幹農家活兒做為衡量社會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