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從整體上當成敵對力量了，其影響，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有增無減，正如斯大林所說：“我們黨內卻依然流行著一種敵視蘇維埃知識分子”的觀點，“持有這種不正確觀點的人以藐視和鄙棄態度對待蘇維埃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和農民是一種異己的、甚至是敵對的力量”79。
斯大林與“蘇聯文化模式”的形成（1）
斯大林掌權初期，曾對藐視和敵視知識分子的傾向進行批評，他說：“如果現在還幾乎把每個舊專家和舊工程師都看做未被拿獲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80。還宣佈：“關於知識分子的舊理論，即指出必須不信任他們並與他們進行鬥爭的理論，現在，這個理論已經過時了，已經不適用於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了。對於新的知識分子必須採用新的理論，即指出必須對他們採取友好態度，關懷態度，尊重他們，同他們合作，以便為工人階級和農民謀福利的理論”81。然而，斯大林時代的歷史實踐表明，知識分子遭受的打擊與迫害，卻愈演愈烈，幾乎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究其原因，人們往往過多的歸罪於斯大林個人的品格與行為，我認為是不夠的。深入總結歷史教訓，應當對“蘇聯文化模式”以及勾畫這一文化模式的若干思想理論，作進一步的探討。
讓我們先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樣一步步建立起“蘇聯文化模式”的，以及這個文化模式究竟包含那些內容。列寧去世以後，斯大林和布哈林成為聯共（布）的主要領袖人物。斯大林任黨的總書記，布哈林是黨的理論家，被譽為“理論上的大力神”，其經濟理論在社會各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他們兩個人在實際工作中逐漸產生分歧，主要涉及：（一）布哈林主張繼續實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要透過市場關係走向社會主義”；反映在文藝上，不贊成實行“文藝領域中黨的專政”，主張文藝應該有“各色各樣的流派”。斯大林指責布哈林的意見是“腐朽的自由主義”、是“階級鬥爭熄滅論”，主張對資本主義實行全面的進攻。（二）布哈林反對進一步剝奪農民，他有一句名言：“同農民處於戰爭狀態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如何不可能是強大的”82，斯大林則“對富農實行進攻”，強制搞更高階的集體農莊和國營大農場，實際上是進一步剝奪農民，企圖透過剝奪農民積聚資金的辦法來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三）1928年3月10日，頓巴斯工業聯合企業的沙赫特礦發現一起技術專家和外國有關連的“反革命陰謀案件”（後來證明是一般的工作失誤），有五十五人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叛國罪。布哈林認為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斯大林則認為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明證，主張把戰鬥進行到底。
斯大林與布哈林的分歧，屬於對新經濟政策的不同態度，對發展經濟的不同主張，以及對個別事件的不同看法，本來可以透過討論、爭論，乃至各種會議解決。斯大林卻把持不同意見的人統統視為敵人，最終給布哈林加上“進行間諜活動和圖謀暗殺列寧”的罪名，於1938年3月15日執行槍決，許多支援和同情布哈林的人，也紛紛遭到“清洗”。
布哈林事件首先殃及政治經濟學界，在蘇聯學術界掀起一場“政治經濟學批判”運動。凡是不同意斯大林關於“超高速工業化和全盤集體化理論”的觀點，一律扣上“合乎我們的敵人的心意並對他們有利”的政治帽子，從此，幾乎沒有人再敢認真的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造成蘇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期中全國沒有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83。
哲學界也成了批判運動的災區，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見以米丁為首的紅色教授學院領導幹部，發表《哲學戰線上的狀況》為題的重要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