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維里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亞26年之久。後來，連蘇聯科學院也被宣佈為“反蘇維埃政權反革命活動的中心”。
到30年代末，“95％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92·9％的文藝創作團體，69％的普通文化教育團體，48％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學會，都停止了活動，而官方建立的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也大多走上了統一化、行政化和國家化的道路”86。科學院的一些部門，如哲學部掛起“哲學鬥爭部”，經濟學部掛起“經濟學鬥爭部”的牌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成為火藥味十足的階級鬥爭陣地。在這種形勢下，許多科學家“學會堅定不移地服從”，“他們怕自己被排除在這個洪流之外，他們怕自己被宣佈為人民的敵人，怕自己被人民唾棄”87，一位學者說：“那時人們已不再習慣於獨立思考（有一個人為大家思考就夠了）”88。學者們的創造精神被扼殺了，各種學科理論逐漸僵化，一度形成科學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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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的三個特點（1）
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文化模式逐漸形成，它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 以“階級鬥爭”的觀點看待一切文化現象。
斯大林把一切文化問題皆政治化，都和現實的階級鬥爭與黨內鬥爭聯絡起來，他說：“可以而且應當聯絡起來，因為任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即使是最抽象理論問題上的背離，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都具有政治意義”89。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不僅把複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地分為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並把兩種文化的關係說成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把自然科學也分為無產階級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如蘇聯出版的一本《農業生物學論戰史概述》書中，就把生物學分為“無產階級生物學和資產階級生物學”，後者被稱為：“唯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奴僕”90。有一個時期，蘇聯學術界甚至盛行“兩種文化”產生“兩種語言”的理論，把語言也分為“資產階級語言”和“無產階級語言”，以至斯大林本人不得不出面加以制止。然而把一切文化問題政治化的總的指導思想不僅沒有改變，隨著“越接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越尖銳”理論的出現，更加走向極端。這正是把一切學術上出現的不同意見統統當成階級鬥爭事件，把學術上持不同意見的人統統當成階級敵人處理的思想和理論根源所在。
文化作為上層建築，是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反映，然而它並不是經濟和政治的直接產物，更不是現實的階級鬥爭或###的直接產物，文化的存在與發展有其自身相對的獨立性。人類自產生文明以來，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文化的發展是個逐漸積累的過程，每個時代都不可能拋開前人的成果另搞一套。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並不是工人運動的直接產物，而是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空想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文化現象與政治的關係，有的直接些，如哲學、政治學、法律學。有的疏遠些，如文學藝術，特別是其中的花鳥蟲魚畫和山水畫，很難和現實的某種政治主張相聯絡。社會科學中的考古學、語言學以及醫學、自然科學等，本身與政治則沒有聯絡。文化領域出現的不同意見和爭論，有的可能與政治有關聯，有的則與政治完全沒有聯絡，而是文化發展中的認識不同與主張有異，即學術觀點的分歧，怎麼能把如此複雜的文化現象，統統裝入“階級鬥爭”這個筐裡呢？
第二， 把文化事業納入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
列寧曾講過：“國家，這是實行強制的領域。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