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宣傳和改良主義是極難達到促使國民黨政權“改弦易轍”的目的的。一些宣傳中間路線的民主黨派最後被蔣介石稱為“共產黨的尾巴”並遭查禁而被迫解散。那麼，當形勢轉化為對共產黨有利，對革命有利時，“第三條路線”是否就反動了呢？我認為，這一看法在方法論上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給一條路線定性應該根據它本身的基本內容和基本作用，而不應該以對我有利還是不利為轉移；批評革命者並不一定都是反動派；其二，“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沒有中間”和“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邏輯幾乎一樣，沒有擺脫“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學影響；不能把不贊成或反對暴力革命方式的人統統都列為革命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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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路線”評說（2）
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中間路線的主張者們既對國民黨有批評，也對共產黨有批評，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死心塌地的與國民黨反動統治共存亡，而大多數人的基本立場和基本主張並沒有明顯的 變化，他們一方面認為：“中間派必須堅決反對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因而也就必須反對他們的政治勢力和政治派別” ，另一方面又不贊成共產黨搞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走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在宣傳這種主張的時候，也自知沒有這種實力，如施復亮在《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一文中所說：“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 ，因此，說中間路線是與中國共產黨分庭抗禮，爭奪領導權，未免言過其實。這一點，梁漱溟講得更加直截了當：“我與共產黨之間顯然有很大距離。在理論主張上，他有他們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這距離不同尋常，不易泯滅。然而根本上還是相通的。……遇著該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愛這些漢子” 。絕大多數中間路線的主張者們，在解放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時，並沒有跟著國民黨逃往臺灣或出走美國，而是繼續留在大陸，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共議國是，以實際行動見證了他們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從中間路線的主張者們對共產黨的批評內容看，同樣不能籠統的認為“是反動的”，一律加以否定。其中有些意見是錯誤的，如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一度出現的和平發展的歷史條件失去以後，特別是在中國新民主革命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刻，中間路線的某些人物仍然堅持反對一切暴力革命、主張調和改良，客觀上有利於延緩舊政權的滅亡，延誤新的革命政權的產生。有些意見反映了他們對蘇聯式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的疑慮和懼怕，如認為：“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行真正的民主” ，“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麼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有些意見則是深刻的，具有前瞻性，如針對中共對蘇聯“一邊倒”的態度，提出蘇聯由於實行“不受法律所限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導致對黨內外不同意見的殘酷鎮壓和肅反政策 ，對外提出“美蘇爭霸”問題 。有些意見是十分可貴的，如《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初步主張》（1948年5月）提出：“法治必須代替人治”，“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 。
“政權決定一切”與“烏豆哲學”（1）
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曾請由於發現相對論而揚名世界的猶太人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出任總統，被愛氏謝絕，他說：“政治是短暫的，而方程式是永恆的”。愛因斯坦的話固然反映了一位科學家對科學技術事業的摯著追求，也從更深層次上揭示了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