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日持久的革命戰爭，另一方面也帶來若干弊病。如缺乏健全的法律與制度，容易少數領導人說一不二，出現政策的隨意性；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方面容易簡單粗暴；軍事行動的緊迫性，需要更多的強調“一切行動聽指揮”，對“民主”則往往忽視甚至否定的態度。而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常常強調“獨立思考”，反對盲從，嚮往民主，愛給領導提意見；欣賞“溫、良、恭、儉、讓”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不大讚成簡單粗暴的過火行為。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很容易被視為“革命運動”的對立面。如張國燾給鄂豫皖三名出身於知識分子的黨、政、軍領導幹部羅列的“罪狀”就有：“議論和批評張國燾搞‘個人獨裁’、‘軍閥投機’、‘家長制度’，乃是反對個人來掩飾其反革命”，“企圖以推翻黨的領導來間接推翻紅軍” 。
其四，30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人，一個重要特點是搞宗派主義。王明本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就是以積極參加錯誤的黨內鬥爭而嶄露頭角的，被正直的老革命家諷為“鬥爭幹部”。當了領導人以後，更是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處處排斥異己，以求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宗派主義者目的的自私性決定了它在組織上的狹隘性。他們不是以全黨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作為出發點，而是把是否符合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和意志，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以此確認敵、我、友。這樣，在黨內和革命隊伍內必然搞“以我劃線”，黨同伐異，對不贊成或反對他們的人，施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少經過那段歷史的老幹部深為感慨地說：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更厲害啊！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1）
1935年“一二、九”運動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和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他們是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激起廣大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抗日情緒。華北有一大批學生投筆從戎，奔向抗日戰爭最前線。如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共產黨員楊秀峰，率領一部分平、津、保定地區的流亡學生，組成一支抗日遊擊隊，轉戰太行山，後與八路軍一二九師分遣隊匯合，創立以太行山區為中心的根據地；共產黨員薄一波透過統一戰線關係，以平、津流亡學生和民先隊員為骨幹，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和山西新軍——決死縱隊，至1939年夏，“犧盟會的全體會員總數已經發展到三百萬人左右”，山西新軍“共轄五十個團，其中有四十六個正規團，約五萬多人” ，後來，“山西新軍分別納入晉冀魯豫軍區和晉西北軍區建制”，“有二十二個團參加了百團打戰” ；滯留山東的平、津南下學生和濟南進步學生匯合，組成山東縱隊，在泰山一帶進行抗日鬥爭，後與八路軍匯合，建立魯西抗日根據地；在廣東，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學生與農民武裝結合，建立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開闢東江抗日根據地；西安青年學生組織一百多個農村工作團，深入關中五十多個縣和陝南地區，宣傳、組織抗日救亡運動；濟南的榮高棠、楊易辰、陳荒煤、張瑞芳等也組織平、津學生移動劇團，赴前線演出救亡戲劇；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後，一二、九運動中清華學生會領導人楊學誠，帶領一批學生到鄂西農村，以八條破槍起家，同當地農民結合，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鄂中抗日根據地。
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點是，一批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外文翻譯家、教育家、作家、藝術家、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從上海等東部大城市奔赴陝北延安。毛澤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