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是“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的頭腦中還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是“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161。建國初期，著名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恰恰在這方面出了問題，“抗美援朝時，因為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委員職務，但從寬處理，不逮捕法辦，並照發工資。隨後，民盟中央決定開除他的盟籍”162。1952年8月7日，梁漱溟曾為此事替張東蓀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回答：“此事彭真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將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的如何吧”163。事情雖然如此了結了，但肯定會強化了領導人對某些知識分子和國外勢力有關聯的意識。
到建國前夕，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與抗日戰爭時期比較，其表述有了明顯的變化，由“容（容納）、化（無產階級化）、用（使用）”改為“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164，或“爭取、教育、改造的方針”165，這個方針一方面指出知識分子有“革命性”、“進步性”，另一方面較多講了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落後性，主要是個人主義、患得患失，搖擺不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強調“已收的學生，一律採取思想改造的辦法，只是最後證明不能改造時，才加以洗刷”，並規定“區村兩級政府和農會暫時不吸收知識分子”166。這一時期，對生產企業中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和生產管理職員的方針政策，比對一般知識分子要寬容得多，如1948年8月1日頒佈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指出：腦力勞動的職員和工人“同是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僱傭勞動者”，“技術人員、工程師、專門家、技師，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我們對於一切技術人員，包括思想上還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在內，只要忠於職守，不作破壞活動，都應給以工作，並在生活中給以必要的和可能的優待”，“對於職員的改造，是一種思想與作風的改造，是細緻而長期的教育工作”。
從對民主革命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儘管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對一般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有所區別，但總的看來，從階級鬥爭和政治視角（在戰爭年代從武裝鬥爭和群眾運動的視角）認識知識分子，分析知識分子，評價知識分子，對待知識分子，一直是堅持不變的。這一思維方式，儘管有其合理的方面，但由於離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僱傭勞動者”這一根本性的命題，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容易產生片面性，容易誇大他們的某些問題方面。並且造成知識分子政策中始終不能很好解決的一個矛盾：知識分子很重要，但知識分子很不可靠。
社會主義文化戰略的幾個問題（1）
文化戰略是和整個政治戰略密切相關的，早在1951年10月，毛澤東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67。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中，毛澤東把問題的嚴重性提高到“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的問題。1955年10月，在黨的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宣佈：“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168。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總結東歐一些國家鬧事的教訓，認為主要是“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169。正是在上述思想發展的基礎上，1957年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