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還得升桅泅水，習風濤施放槍炮、水雷”，“漢文教習則講授《春秋左傳》、《戰國策》、《孫吳兵法》、《讀史兵略》諸書” 。此外，還先後成立了廣東水陸師學堂（1889年）、北洋旅順口魚雷學堂（1890年）、威海海軍學堂（1890年）、江南陸師學堂（1895年）、直隸武備學堂（1896年）、湖北武備學堂（1896年），以及浙江、貴州、陝西、安徽、山西等各省紛紛成立武備學堂，各種軍事學校的開辦，培養了一批軍事指揮和技術人才，包括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軍事將領，如朱德，就是二十世紀初畢業於這類軍事學校——雲南陸軍講武堂。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洋務派領袖人物進一步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開設三級學堂，即州府縣學、省學、京師大學。1898年清政府籌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1901年通令全國將書院改為學堂。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府屬書院改為中學堂，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此外，還設立初級師範學堂和中等實業學堂，優等師範學堂和高等實業學堂等。據統計，1907年全國各類公立學校學生總數約一百零二萬四千人；1909年學堂為五萬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學生總數為一百五十六萬零二百七十人；1912年增至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人；1915年達四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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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識分子與洋學堂的功過是非（3）
此外，還分批外派留學生。1872年8月，有30名學童赴美學習，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向國外派的留學生，我國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中的一員。1873年和1875年又派兩批人留學美國，每批30人。最初的留學生活動遭到頑固派的反對，他們攻擊留學生“效尤美人”，“入各種秘密社會，……有為宗教者，有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為”，使清政府赴留美學生一度中斷，到1918年，留美學生為1124人 。19世紀70年代又開始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6年派7名青年軍官赴法國學習軍事，1877年派12人赴英國學習輪船駕駛，14人赴法國學習製造。直到辛亥革命前，留學歐洲各國的學生平均每年500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生，如羅豐祿、嚴復等人，到歐洲以後放棄學航海，改攻讀政治和化學。洋務派青年幕僚馬建忠，到巴黎專門學習法律和政治。嚴復、馬建忠等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19世紀末，又開始向日本派留學生，到1905年底，留日學生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估計人數為6000—20000人。其中僅弘文學院前後就接收7192名中國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思想家、革命家、作家的黃興、魯迅、陳獨秀等。留學日本的郭沫若，20世紀50年代曾說：“我們透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於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教育史簡編》（毛禮銳主編），總結這一時期外派留學生的歷史，有一段頗有見地的話：“洋務派派遣留學生的目的，是培養辦洋務的人才，用以鞏固清朝的統治。但出乎封建統治者意料，除出現少數洋奴外，大多數成為愛國的知識分子”，並且使中國有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才、企業管理人才、海軍人才、外交人才 。我認為應該補充的是，這批留學生中還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學者、思想家、革命家、軍事家。
進入19世紀90年代，一些維新派思想家認為：“國勢之強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長，在乎學校”，他們和各地士紳也努力開辦了一批民辦新式學校。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萬木草堂和時務學堂。
萬木草堂，1891年由維新派思想家康有為在廣州創辦。其辦學宗旨是：“激勵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