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後才遲遲為中國人所知曉，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只是以隻言片語的形式出現於少數知識分子的文章中，並未引起廣泛的關注。原因何在？我以為根本在於東西方社會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發達階段的產物。它所反映的歷史情況、社會情況以及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對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又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人來說，是十分陌生的。這就為中國人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弄懂馬克思主義理論，帶來很大的困難。
其次，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歐洲近代社會的民主傳統和發達的科學。其直接來源為：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而中國則長期為封建專制思想所禁錮，再加上近代以來科學和生產力發展落後，處處為濃厚的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所籠罩，這就使多數中國人很難從世界觀的高度；來正確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和革命精神。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鋒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而處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它所直接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一般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統治和外國列強的入侵。在中國人面前，正如列寧在評論俄國狀況時所說：“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這就使得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增加了特殊的困難。
百家爭鳴年代的學術流派（下）（3）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宣傳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碰到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集中的表現於“三次大的論戰”。其中之一是“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8月，又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他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反對階級鬥爭學說，不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然而胡適也表示：“我所攻擊的也只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辯論中，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同時也吸取了對方合理的意見。如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問題與主義不可分，要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首先要大家行動起來，大家要一起行動，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義。另外也表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後來，瞿秋白發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又從哲學高度對“問題與主義”之爭做了理論總結。他對胡適的實用主義理論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比其他哲學都具有“積極精神”，“是一種行動哲學”，然而它的弱點在於輕視理論，把真理的標準說成是主觀的，有用的就是真理。瞿秋白還具體分析了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近與區別，指出都強調“行”的重要性，都強調理論與實際聯絡，然而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實用主義的積極精神”。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真理觀的唯物與唯心；“行”要受客觀規律限制還是為所欲為；“革命的哲學”還是“妥協主義”、“市儈哲學”。由此可見，“問題與主義”之爭，不但沒有損害馬克思主義，而是透過爭論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促使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兩次較大的爭論是“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和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也同樣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改良主義者張東蓀等人，主張中國的救國之路是發展資本主義。反對搞社會主義革命，反對成立無產階級政黨，認為“現在中國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似乎太越階了”，即太超越階段了。這一意見的合理成分，為當時主張在中國可以“直接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