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什麼，認為運用權術是不道德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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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5）
知識分子與政治家有如此大的差異，然而由於互相的需要，又必須在一起打交道。政治家們懂得，奪取政權，僅有武力不夠，還必須有知識分子參加，或者爭取輿論的同情，正如拿破崙所說：“一枝筆可以當得三千支毛瑟槍” ；奪取政權以後，僅僅靠馬上治天下更是不行，還得有大批的文官。因此，知識分子一直成為政治家們拉攏、“統戰”的物件。知識分子要幹一些大的社會事業，僅靠一個人單槍匹馬，是很難有所做為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離開權力可以說寸步難行，因此，有時候知識分子必須爭取政治家的許可和支援。正是在這種既有矛盾，又互錯互動的環境中，知識分子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劇：慷慨悲歌者有之，不卑不亢者有之，誠心誠意者有之，誠惶誠恐者有之，無可奈何者有之，上當受騙者有之，卑躬屈膝者有之，阿諛逢迎者有之。對這些現象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言以蔽之。
自由主義者對五四運動的反思（1）
五四運動以後，人文知識分子們圍繞中國向那裡去，中國的文化向那裡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向那裡去的問題，進行了不同的反思，從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一部分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之路；一部分人繼續打著“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成為自由主義者；還有一部分人固守中國傳統文化，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曾對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進行過猛烈的抨擊，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需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即使在當時，這一批判所表現出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敵”的形而上學傾向，也是十分明顯的。歷史早已翻過了一頁，今天我們從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過程看，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三者儘管所代表的真理性，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階級鬥爭為綱”，“革命戰爭決定一切”的破壞年代，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宣傳社會的漸進性和文化傳統的重要性，這對革命不能不說是有益的補充，對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的理論著作對後人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認識中國的文化問題，認識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提供了十分豐富而寶貴的思想遺產。
惲代英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中，對五四運動以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做過如下記述：“一種是主張要讀書的——胡適之便是一個顯例。他就五四的經驗，以為專事開會巡行來救國，是不行的；……他以為是由於中國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張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學術不可！……他並且影響了許多學生跟著他走去，所以五四運動，忽一變而為讀書運動！”，“另一種是不相信胡氏的讀書主義的，但是他同時也不贊成開會巡行的法子，以為要救國須先改良社會，所以這般人便去辦書店，設工場，設學校，組織工讀互助團，實行半工半讀的計劃。他們以為倘全國的人都能如此，將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來，中國便會達到好的地位，不知道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論辦一件什麼事情，是逃不脫各種壓迫，國家先不能救，卻想先改良社會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適，是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認為五四運動的經驗教訓表明，專靠青年學生開會遊行的辦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國家危亡，要救國就要從重振文化入手，具體辦法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研究問題”，即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的種種問題；“輸入學理”，乃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