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就是透過整理古代典籍，“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尋出一個真價值來”，對舊文化， 要反對盲從，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透過上述辦法，達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適的這套主張，其積極方面是繼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傳統，強調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學態度。他重視再造文明對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的重要作用，應該說是很有價值的。正如一位專家指出：“文化力是促進人的解放的重要槓桿” ，文化的發展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對社會政治變革起著前導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胡適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豐碩成果，併成為“五四”以來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
胡適的悲劇在於，當歷史的發展、階級關係的變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時，他卻想避開###，“拿文化運動當做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陳獨秀語），這就使他扮演了“誦五經退賊兵”的悲劇角色，也把自己置於時而聲言“不談政治”，時而大談政治的尷尬地位。胡適悲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和民族傳統的瞭解，往往停留在書本上，而對活躍於社會和民間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對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如說“中國百事不如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實際上變為“全盤西化”的主張。
自由主義者對五四運動的反思（2）
蔡元培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透過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提出：“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樣解決？有了學問還恐怕解決不了嗎？” 。因此，主張“教育救國”。蔡元培和胡適有所不同：1、他充分肯定了學生運動的社會價值和對學生自身成長的重要意義，認為：“一年以來，因為學生有了這種運動，各界人士也都漸漸知道注意國家的重要問題，這個影響實在不小”，學生們透過“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和平民社會直接接觸，更是增進閱歷的一個好機會” ，2、他並不認同“鑽故紙堆”的做法，而是強調學術和知識的應用，認為：“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
術為應用”，“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 。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楊杏佛，對“教育救國論”者“鄙視政治運動而不為”的弱點，做了重要補充。他一方面肯定：“中國尚文，當政治汙濁之際，士常能以氣節文章左右風氣，挽回劫運”，稱讚蔡元培面對腐敗政府“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義為國人倡”；另一方面指出：“欲貫徹教育之主張，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國家”，因此，“學者生當亂世，自當以救國救世為先勇”，他讚揚大科學家美國的佛蘭克林和法國的拉瓦謝非，一個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功臣，一個是法國大革命的烈士 。
被稱為“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的著名學者丁文江，對政治的態度則與胡適、蔡元培不同，他是自然科學家，也是人文學家和“學術界的政治家”。在努力研究地質科學的同時，積極參與創辦評論政治的週報——《努力週報》，抨擊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國時政，和胡適等人一起鼓吹“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張，發起了由眾多學者參加的近代史上有名的“玄學與科學”的大辯論，宣傳“科學的知識論”，“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他認定“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批評胡適：“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丁文江對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態度是矛盾的，有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