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久遠，現代中國所需做的事情他無法一一加以指點，我們覺得自身行善是不夠的，因為這隻會使人屈服於橫暴行為。行善和屈服不能戰勝強暴，所以只有進行戰鬥。我們認為必須首先推翻舊的經濟制度，建立一個人人都行善的新社會” 。
記述之二：
一個叫小林的學生告訴作者，“近十年中，中國青年最需要了解的一是科學，二是良好的政體，三是革命理論”。“學生們現在明白了，講演與宣傳鼓動徒勞無益，他們必須學會作戰。有上千名學生南下進了黃埔軍校，……有許多學生參加了北伐，他們不僅加入了北伐軍，而且在部隊到來之前就在華中的工農中間進行宣傳鼓動。###中許多人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生命。林說，除了在前線犧牲的人外，死於吳大帥與孫傳芳將軍屠刀之下的還有好幾百人。在上海，學生參加了武裝起義，……有四百餘名學生被蔣介石槍殺” 。
記述之三：
作者寫道，“我關於中國農民的報道要從學生聯合會開始，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是學生首先發動和組織了農民。然後，覺醒了的農民才開始管理自己的組織。但是，在我逗留武漢的整個期間，直到農會遭到鎮壓之前，農會幹部半數以上仍是學生” 。
我在這裡不厭其煩的引用一本外國人寫的書，是因為中國人歷來對知識分子有偏見，極少有書籍正面記載這些歷史情況，所記多為知識分子投身工農運動如何接受再教育，甚至如何右傾，如何站在工農運動對立面云云。
大革命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歷史特點是，許多人“投筆從戎”，積極參加軍事鬥爭。周恩來談到黃埔軍校第一期時說，“當時黃埔軍校有六百學生，大部分是我黨從各省秘密活動來的左傾青年” ，到1927年3月，學員已發展到二萬餘人，他們不僅成為北伐戰爭中衝鋒陷陣的骨幹，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各地武裝起義和建立各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軍事領導人，據1987年11月3日《人民政協報》的一個材料統計，黃埔軍校畢業生中建國以後有元帥2名，大將3名，上將8名，中將9名。如：徐向前、林彪、陳賡、羅瑞卿、許光達、周士第、陳伯鈞、張宗遜、宋時輪、楊至誠、陳奇涵、郭天民、彭明治、閆揆要、郭化若、倪志亮、常乾坤、唐天際、王錚等，都是軍委總部和各個軍兵種、軍區的重要領導幹部。
大革命失敗以後，黨在總結經驗教訓時，由於對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尚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失敗的原因歸於領導人是知識分子，從上到下逐漸形成一種強烈的反知識分子傾向。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整個黨的領導做了錯誤的估計：“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主要缺點……是本黨幹部非工人，甚至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知智識分子的代表”，並提出“徹底新造各級黨的指導機關”的口號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部分黨員和群眾把憤怒的情緒完全發洩到知識分子領導幹部頭上，新上任的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後只有依靠工農幹部” 。參加廣州起義的主力軍教導團的幾百名知識分子幹部，撤到海陸豐根據地後，沒有受到信任，沒有當幹部使用，統統編到第四師當戰士，後來絕大部分在作戰中犧牲。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識分子（2）
強烈的反知識分子氣氛，甚至影響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6月召開的黨的“六大”上，一些知識分子代表在發言前不得不先要表示：“同志們：我照會場的規則，首先宣告我是知識分子” 。黨的“六大”明確提出“二化”方針：“黨部指導機關工人化”和“幹部的工人化”。“六大”75名代表中，工人有42人，當選的中央委員36人中，工人佔21人，中央政治局常委5名，工人佔3名，工人出身的向中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