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原於思，思起於疑”，敢於提出問題才能進行思考；第二步是“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這一步就同醫生的‘脈案’，西醫的‘診斷’一般重要”，也就是找準問題之所在；第三步“提出種種假設的解決方法”；第四步“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也就是透過分析，確定適用的方案；第五步“證明”，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真實可靠，要透過“實驗”來證明。這裡講的“實驗”，不是社會的實踐，而是個人的“經驗”。長期以來，人們曾對胡適的實用主義方法論，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大膽的假設”是“大膽的虛構”，“細心求證實”是“用表面現象來掩蓋事情的本質” ，似乎太遠離作者的原意，很難有說服力。應當說，實用主義的這一方法論，在認識論上還是有一定價值的。我們幾次犯左傾錯誤期間，如果“大膽的假設”之後，再搞點“小心的求證”，大概也不會造成那樣嚴重的惡果。這不是從一個角度說明，實用主義在方法論上並非沒有一點可取之處嗎。
胡適為什麼成為實驗主義的信徒，他自己又是怎樣“實驗”的呢？這要從胡適本人的經歷說起。胡適，原名洪驛，1891年12月生於上海市的一個富裕家庭，幼年讀過9年私塾，後又讀了7年“洋學堂”，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特別是赫胥黎的《天演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對他影響很深，根據“適者生存”的名言，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適”。1910年胡適20歲時，赴美留學，先在康乃爾大學的農業科學院學習，一年半後，轉入文學院，修哲學、經濟、文學。1915年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該系主任杜威，攻讀實用主義。年青的胡適從封建專制影響極深而又貧窮落後的中國，來到自由與民主氣氛很濃的美國，如胡適自己所言：“興奮得不得了”，美國的“民主精神，實在令我神往之至”，“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我對美國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兩次美國大選，對我後來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關心，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
胡適在美國學習7年，於1917年8月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回國前已開始關心國內的新文化運動，積極主張文學革命。並寫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於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他提出“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主張寫文章要有“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 。胡適的文學改良思想和提倡寫白話文的主張，對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胡適在行動上則對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缺乏熱情，甚至持否定態度。他無視學生運動中表達出的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無視學生運動對發動各界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帝國主義欺凌的社會作用，指責學生運動：“用罷課作武器，還有精神上的很大損失：（一）養成倚賴群眾的心理……。（二）養成逃學的壞習慣……。（三）養成無意識的行為的惡習慣” 。胡適常講“不談政治”，後來也曾回憶說：“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胡適1919年7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起一場大的爭論。（關於這場爭論，本書擬在另章中專述）。1922年5月，又聯合其他十幾位教授、名流，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在不改變舊制度的前提下，由“好人”來組織政府，“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又引起許多人參與爭論。
胡適有時候又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 。他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和暴力革命的道路，1930年4月發表《我們走哪條路？》，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