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天義報》、《衡報》等刊物，宣傳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1908年，在革命派發動武裝起義時期，劉師培變節，叛離同盟會，投入清政府兩江總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後，又投靠袁世凱，成為謀求袁世凱復闢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中的一員。1917年受聘於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任中國文學門教授。1919年1月，《國故》月刊社成立，劉為總編輯，對抗新文化運動潮流。同年8月，病逝。
劉師培在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複雜而矛盾的學者。他既是與章太炎齊名的國學大師，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積極傳播者；既是國粹主義干將，又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先驅。1936年出版的《劉申叔先生遺書》，收錄劉師培一生大部分著作。此書被學術界稱為“真知灼見和胡言謬說雜陳”，“國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發著國粹氣” 。如何認識這種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於一體的現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劉師培等人提倡的國粹主義是什麼？國粹主義出現於20世紀初，國粹派1905年在上海創辦《國粹學報》，宣傳“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所謂“國粹”，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經典、歷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東西，就中國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學和其他派別的學說，不過國粹主義者把孔子視為學術派別，而不是宗教精神領袖，如劉師培所言：“自吾觀之，孔子者，中國之學術家也，非中國之宗教家也” 。綜觀劉師培談論國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學，也談到《尚書》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僕役） ，墨子的“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莊子》的“以君主為人民之僕役” 等思想。也可以說，他是披著古人的服裝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甚至鼓吹“破貴賤之級，沒豪富之田，以土地為國民所共有” 的主張。然而既是披著古人的服裝，也就自覺和不自覺的有著濃厚的封建主義氣味。正因為如此，當五四運動徹底批判封建舊文化的革命思潮興起時，特別是反對否定一切傳統文化的極端傾向，如有人連漢字也要廢棄，劉師培等人怒憤之中轉向另一個極端，成為封建舊文化的辯護士、衛道者。
國粹主義者並不反對學習西方，他們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不少國粹主義者，對西方文化相當瞭解，並且是積極的宣傳者。他們主張“舉東西諸國之學以為客觀，而吾為主觀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學習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為主加以研究。劉師培的可貴之處在於，學習西方的同時，冷靜地看到了西方的問題方面。如他指出：“人類至於今日，失平等之權者，實佔社會之多數。貴之賤，富之於貧，強之於弱，無一日而非相凌，無一日而相役” 。劉師培看到了問題，卻沒有能力解決問題，國粹主義畢竟是比資本主義落後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正是在這種矛盾、惶惑之中，無政府主義撥響了他的心絃，使他傾心於無政府主義，努力鼓吹透過取消政府，而實現：“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利相等，義務相均” 的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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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幷包”與思想自由（4）
對於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和學術思想，採取簡單地肯定或簡單地否定，採取名曰“階級分析”實為貼標籤的辦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識分子，雖然家庭出身、個人經歷、政治主張等各有不同，但做為知識的載體，這一點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決定知識分子命運方面，往往比其他諸因素，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識分子的這一特點，並沒有對辜鴻銘、劉師培這樣的學者採取排斥態度，或拒之門外，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