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開始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正如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回顧這段歷史時所說：“這場反右鬥爭的後果很嚴重，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和家庭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餘人。其中，相當多的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和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全國五十五餘萬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在原單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長”127。
為什麼在短期內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文化政策出現如此大起大落，甚至在一般人看來是如此不可理解的180度的大轉彎呢？
從主觀方面看，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黨的主要領導人搞陰謀，提倡“放”的目的，就是為了“引蛇出洞”，故意誘知識分子上勾，然後“整”。這一說法的潛臺詞是，中共及其主要領導人始終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對待的。縱觀建國以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歷史狀況，此說顯然有很大的片面性。從領袖個人角度講，一個事件的發生，領導人的偏見和品格，有時候起重要的作用。然而說毛澤東始終把知識分子當敵人，顯然也不盡符合歷史事實。另一種說法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引起的混亂，東歐“布拉格事件”的發生，以及國內少數人出現罷工、罷課行為，改變了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和階級矛盾的看法，導致由“放”到“收”。這種解釋固然有一些道理，但象毛澤東這樣久經考驗的偉大政治家，能夠因為一時一地的變化，而如此輕易地改變他的根本看法嗎？
我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始終處於矛盾狀態。一方面感到知識分子有用，搞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又把知識分子劃為異類，對知識分子總是不放心，惟恐其“不聽話”，攪亂天下。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經濟恢復和建設急需一大批知識分子，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次親自做知識分子的工作，過問他們的生活。直到1956年初，中央對《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一再表示：“現在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大約有七千人，他們大都是高階知識分子，具有專門知識，……爭取他們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目前有重要的意義”，並且確定“普遍爭取而又以美國的留學生為重點”的方針。這一時期的中央檔案，把知識分子定性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然而同是在這個時期，對知識分子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是始終堅定不移的。“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28。這句話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如不對知識分子實行改造，他們將成為民主改革和工業化的重要障礙之一。毛澤東反覆強調知識分子改造，其目的就是要解決知識分子必須“聽話”的問題，他形象地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工人階級是不幹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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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6）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認識的另一個矛盾狀態是，一方面從理性上了解知識，特別是現代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而一方面由於自己不懂現代科學知識，而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更看重直接的經驗。我們可以從他大量的貶低知識，挖苦知識分子的言論中窺見一斑。如“不要迷信科學，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不要怕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