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搬到農村居住。1948年2月，應邀赴倫敦參加國際地質年會，由於實際與理想的矛盾，滯留國外。
新中國的成立，給失望中的李四光帶來新的希望，他率全家回國參加建設事業，先後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長。為中國的地質和石油事業，特別是為大慶油田等一系列新油田的開發，從理論論證上做出巨大貢獻。1958年，68歲的自然科學家李四光提出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申請書中表達了稚童般的赤誠之心：“幾年來，我看見不少的老朋友和許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進步，終於能夠象嬰兒投入母親的懷抱那樣，投入了黨的懷抱。我常常想向他們學習，常常希望徹底地改造自己，爭取踏踏實實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對殘餘的乃至潛伏的資產階級思想作堅決鬥爭”30。
地質學家丁文江與翁文灝都是學者兼政治家。他們在自然科學領域是偉大的科學家，在做人方面是正直而有思想的知識分子，然而在政治殿堂卻不是“高手”，充其量只能算“跑龍套”者。在他們身上，自然科學真理的相對分明性與社會領域各種價值觀的多元性，科學家的執著與政治領域的複雜，學者的“書生氣”與現實的眼花繚亂、變幻莫測，知識分子的清高與官場的汙濁，互相纏繞而又互相排斥的交織在一起，構成他們曲折、複雜的人生命運。
丁文江（1887—1936），“中國地質科學奠基人之一”31，早年留學日本，後又赴英國留學7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年回國，先任中學教員，後在北京大學成為“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的教授。此後，又抱著“學術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於1916年籌辦創立地質調查所，並任第一位所長，親率地質調查隊赴全國各地搞野外調查研究，開創中國人搞野外工作的先河。1921年至1925年，曾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丁文江在思想政治領域也是一位十分活躍的人物，被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他在五四時期曾批評胡適“不談政治”主張：“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32，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下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33。1922年5月，丁文江與胡適等16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建立“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此後，丁文江又發表文章對“好人”的條件做了具體闡述：“消極的講，就是‘不作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身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這在軍閥當道、政治黑暗年代，雖對當局不無針砭作用，卻根本無法實現。無怪乎當時就有人譏諷丁文江、胡適等人：“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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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4）
1923年2月，北京大學教授張君勵發表《人生觀》講演，鼓吹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4月，丁文江以《玄學與科學》為題反駁張君勵的觀點，接著梁啟超、胡適、吳稚輝、張東蓀等人紛紛參加爭論，這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這場論戰反映了維護封建主義與堅持民主主義的鬥爭，反映了人文知識分子以民主與科學精神改造國 人心理所做的可貴的努力。作為這場爭論的發起者和主將，丁文江認為科學方法是萬能的，科學與人生觀是可以統一的。然而在具體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