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為由坐視不理更糟糕嗎？
很多機構的領導們認為，僱員有義務對他們個人忠誠。但檢舉者一般認為，他們首先應當忠於組織。的確，如果僱員認為他們的領導背叛了組織的誠信，憤怒會急速飆升，這會讓他們冒著風險檢舉揭發。最讓這種忠誠的僱員憤怒的，莫過於那些背叛價值觀，並聲稱“朕即國家”的領導。在本文中，亞里士多德提醒我們，國家（團體或者組織）想要全面健康，應將道德置於領導的個人需要之上。
因此，布什政府指控一些批評家，比如財政部長奧尼爾、大使約瑟夫·威爾遜以及民意測驗專家馬修·多德，以及國家安全專家理查德·克萊克，認為他們不忠誠，或者由於太過憤怒而無法信任。亞里士多德會說“那些對應該憤怒的事不憤怒的人是傻子。”確實，如果他們不憤怒，他們可以仍然在職，繼續忠心耿耿的執行上頭的命令，或者試著透過既定的流程表達不滿。但這些人已經試過這樣做，沒人聽他們的話，因此他們才去尋找暢所欲言的出口。毋庸置疑，如果檢舉人不是那麼憤怒，事情看上去可能會好些，但憤怒通常是做正確的事情時一種必要的刺激。
在侵略伊拉克的決定上，如果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眾所周知的暴脾氣戰勝了他在軍隊中服役多年培養出的服從政府政策的本能，那麼會發生什麼？如果他辭職並公開表達了他的擔心，美國人會不會如此無條件的接受那些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上可疑的證據？誰知道呢？但有一點很清楚，對於前面那種心有不滿的官員，如果我們輕易忽略他們的“氣話”，他們當中便很少有人願意繼續。這樣的話，公眾利益的捍衛者就會越來越少。亞里士多德補充了一個很重要的訓誡：“好脾氣的人是不會報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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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1）
事後想想，我真希望在我犯下畢生最糟糕的公共錯誤之前，應用了亞里士多德和赫希曼的道德測驗：在我工作的單位，領導背叛了組織的核心價值，而那時我僅僅辭了職。因為我堅定地信仰這些價值觀，我的反應過激，非常情緒化：氣的快炸了。當我對同事和朋友表達憤怒時，他們的反應是“冷靜點。什麼都不會變的，你生氣一點好處都沒有。如果你沒法忍受這種情況，辭職不就完了。但是不要大吵大鬧自毀前程。“一個朋友竟然對我說，我的憤怒“不可愛”。“坦率的說，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對待這個問題，也不知道該如何行動。但是，對於一個僱員來說，比說他”憤怒“更糟的只有說他“不忠”，所以我壓抑了自己的感情，悄然離開。
幾年後，當這個組織完全放棄了它建立之初的原則和目的時，我發現自己仍然憤怒，但完全不敢肯定地說自己當初做的是對的。回顧往事，我明白了，在我輕率的採取行動之前，沒有做道德分析的基本測試。我沒有考慮到我的行為可能導致的所有結果。沒有考慮到所有組織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和能力。簡言之，我的行為並不是道德反省的結果，而是出於憤怒。做了亞里士多德的測驗後，現在我覺得，我的反應最多隻有一半是對的。在我的上司將個人利益置於組織利益之上時，我應該憤怒。但是我覺得，我沒有用有益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在我辭職前，我應當試著為他們提供一條建設性的渠道，讓他們能重返正軌。而現在，我的錯誤在於沒有道德勇氣將發生的事透過“公諸於眾”的方式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和那些手中我握有權力的“局外人”——比如說也在關心組織根本價值觀的董事會成員——取得聯絡了嗎？我有可能能夠阻止領導們破壞它的完整性。如果這種方法成功了，我本可以很清晰的為組織的利益行動，而不是以“報復的”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