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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隨身帶，他們在我心肝裡，沒法度給您看，真失禮！”我笑著說。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說完，那疊照片又被仔細的放回了皮包，很溫柔的動作。然後，將皮包關上，放在雙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對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說：“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個拉丈夫袖口的小動作，十分愛嬌又自然。突然覺得，她——那個婦人，仍是一個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邊，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裡？”隨車的一位小姐靠過來笑問我。“彰化市。”我說。
“晚車回臺北？”
我搖搖頭，笑說：“明天在員林，我的故鄉。”“你是員林人呀？”她叫了起來。
“總得有一片土地吧！在臺北，我們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員林人。”
“真會騙人，又為什麼特別是員林呢？”
“又為什麼不是呢？水果鮮花和蜜餞，當然，還有工業。”“去講演？”
“我不會做別的。”
我們笑看了一眼，隨車小姐去忙了。
為什麼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話：“我在彰化生命線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兩個號碼。”
生命線，我從來不是那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可是，這一生，兩次在深夜裡找過生命線，兩次，分隔了十年的兩個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樣的一句話，對著那個沒有生命的話筒，那條接不上的線，那個悶熱黑暗的深淵，爬不出來啊的深淵。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對方的勸語那麼的弱，弱到被自己心裡的吶喊淹沒；沒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條生命線，接不上源頭，我結束通話了電話，因為在那裡沒有需要的東西。
就為了這個回憶，向郭教授講了，他想了幾分鐘，慢慢的說了一句：“可不可以來彰化講講話？”
那一天，只有兩小時的空檔和來臺北的郭教授碰一個面，吃一頓晚飯。記事簿上，是快滿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講演？”我艱難的問。
“是，請求你。”
我看著這位基督徒，這位將青春奉獻給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絕這個要求，心裡不願意，又為著不願意而羞慚。
生命線存在一天，黑夜就沒有過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問自己，這一生，除了兩個向人求命的電話之外，對他人的生命做過什麼，又值過幾秒鐘的班？“好，請您安排，三月還有兩天空。”
“謝謝你！”郭教授居然說出這樣的字，我心裡很受感動，笑了笑，說不出什麼話來。
回家的路上，經過重慶南路，一面走一面搶時間買書，提了兩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開說話，每一次要祈禱上蒼和良知，怕影響了聽的人，怕講不好，怕聽的人誤會其中見仁見智的觀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誠實。
我欠過生命線。
那麼，還吧！
本來，生日是母親父親和自己的日子，是一個人，來到世間的開始。那一天，有權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麵，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線，既然左手腕上那縫了十幾針的疤已經結好，那麼在生日的前一日將欠過的還給這個單位；因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屍走肉。第二日，去員林，悄悄的一個人去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