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出走是一個特別有勁的念頭，我們跑得像真正的亡命之徒。跑了三四里，小五斤說他累了，嘀咕著要回家。我也喪氣了，於是我們就在路上磨蹭著，一直磨蹭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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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李哥 1（2）
關於我在考場上睡著的事，我已解釋多次。一是因為我只會做兩三道題，二是因為天氣太熱，犯困。我媽不能接受我的解釋，拼命追問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她聲音刺耳，情緒激烈，好像天塌下來了一樣。我火冒三丈，把凳子踢了幾腳。
我爸看起來比較理智，因此我對他說：“做不起就做不起，難道還要我弄虛作假！我也不想在考場裡熬著裝可憐。”我爸點點頭。在很多時候，我爸看起來比較容易交流，因為他經常提倡“我們不要爭吵要心平氣和地說話”，所以我又說：“這沒什麼嘛！明年我惡補一下數學就過關了。”我爸猶猶豫豫，正要說話，但我媽又爆發了，罵起我爸來。“都是你，教育的好兒子！”我媽說。
她認為我偏科，歸根到底是因為我爸教我寫日記。而我爸之所以費盡心思地教我寫日記，是因為他不記教訓，還抱著過去的詩人夢不放。原來我爸，賴彥明，年輕時候是個詩人，寫過紅旗呼啦啦飄那樣的句子。因為文學才能，青年時很出風頭。大專畢業當了教師後，也因文學才能而負責學校的宣傳事務，在學校院牆上用排筆刷標語。在我出生前幾個月，他刷在院牆上的一排字“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批判的武器”被反對派定性為惡意攻擊毛主席，因此被判入獄四年。出獄後性情大變，閉口不提自己曾經寫詩的事，但我媽認為他從未徹底反省。
我媽絮絮叨叨，毫不客氣地譏諷我爸的傷心往事，而我早已不再是引發事端的禍根，倒成了她申訴的物件、旁聽者。我發誓我沒有故意稍加一丁點兒鼓勵和刺激，但我的確面帶一種渴望聆聽的表情。那是真的，我像所有自以為比較聰明的少年一樣渴望瞭解我爸。
“你認為你平反了，所以你就是對的？所以還要教阿利像你那樣做人？告訴你，你錯了。你那一套任何時候都要倒黴。你們這些文人，從來不瞭解現實生活，卻以為自己什麼都懂，誰都不放在眼裡。毛主席說得不錯，該把你們這些臭知識分子全部槍斃掉。他們在勞改農場怎麼不把你槍斃了，我後悔叫我大哥把你從勞改農場撈出來教壞我兒子。我們馬家人的好心都給狗吃了。你出獄的時候當著我大哥是怎麼說的，全忘了！要夾起尾巴做人？我看你的尾巴翹得比誰都高，連尾巴上的屎都看得見！我從來沒指望過你踏實一點，但決不讓你帶壞我兒子。”
我爸惱怒地說：“我怎麼把阿利帶壞了！”
“沒帶壞啊！你教他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那年阿利才七歲，你說，七歲的孩子要什麼道德！結果呢，全都是弄虛作假，成天愛慕虛榮。”我媽譏諷道，“就你知道好壞，就你是個正人君子。可惜一輩子倒黴，沒人給你獻花。”
“你記性給狗吃了嗎？”我媽質問我爸。我突然想起一個模糊的記憶，我三歲那年，曾被我媽揹著走了六十公里山路去看我爸。那是雨季，我媽戴著寬大的篾帽，而我則被一張油布嚴絲合縫地包起來。雨點選打著油布，既有乒乓聲，也有嘩嘩響，我經常這樣想像風雨交加的山野。
我爸服役的勞改農場，位於一個地點不明的荒涼峽谷。勞教所上面有一個很大的採石場，炮聲隆隆，煙塵滾滾。我爸在那裡與其他犯人一起開採大理石，其中有種深紅色的大理石，被稱為中國紅，是渡口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拳頭出口產品。在那裡幹了一段時間，我爸戒了煙，身體變得強健起來。偶爾回憶到此事，他會慎重地說到“靈魂”。靈魂，其實是個又熱又癢的膿瘡，自己沒有勇氣觸碰，要由其他人冷不防給予猛力一擊。而那四年的勞動改造，正是這麼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