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鉅富邵乾一對家裡的一日三餐做如下規定：早晚吃粗糧，苞米粥、窩頭；中午細糧，大米粥或麵條等；一大家子幾十口人一天只許買一斤肉。
張群嗜酒成癖。黃郛主持華北政務委員會時，張常銜蔣命北來，與黃商談對日妥協計劃。張每次到北平，金誠銀行老闆周作民都要在前門外的豐澤園設宴，與張聚飲。一次張群微醉後嘆道：“我願意每天到這個豐澤園來，而不願意到那個豐澤園（指中南海黃郛辦公處）去。”
上世紀20年代，作家許傑在浙江臨海當小學老師，屬於半義務性質，每月開伙食津貼三元，勉強餬口。許傑很會過，把三塊錢的一半交給鄰居入夥，剩下的一塊五，用來買些下飯的小菜。當年一塊錢可兌換一百幾十個銅板，他把銅板放在抽屜裡，每天計算著用，限定花六七個。一般是早晨買一個銅板的生豆腐，午飯和晚飯再買點小菜，有時炒個雞蛋，有時在飯鍋上燉個雞蛋，當時雞蛋不到一個銅板一個。有時也花一個銅板買兩三個大燒餅當夜宵。
《紅旗譜》的作者梁斌是1914年生人，家在保定蠡縣梁家莊。三四歲時，他就跟著父親去三里外的辛興鎮趕集，不為別的，到了集上，他可以趴在賣豆腐腦的擔子邊，吃一碗豆腐腦，或是買個大火燒，夾上熟肉，摟在懷裡，邊走邊吃。梁斌後來回憶說：這時我才感到父親給我的一點溫暖。梁家僱著長工，但全家三四十口子吃飯，日子未見得比一般中農過得好，經常是煮一大鍋菜粥，一箅子窩頭，半鍋熬白菜。僅逢年過節能吃幾頓白麵。
梁斌當年考上第二師範後，和同村兩人僱一輛驢車上保定讀書。中午在大莊鎮打尖。他們怕店家把趕車的伙食費也攤在自己身上，就沒進店裡吃飯。大莊鎮的鹹牛肉很出名，哥仨每人買了兩個大火燒，夾上鹹牛肉，就著一大碗開水，來了頓街邊“野餐”。
孤島時期，作家林淡秋夫婦一度堅守在上海，從事進步文藝工作。林的妻子後來回憶說：“我與他結合以來，一年三百六十天，多數的日子是一天兩餐，一條三四寸長的鹽黃魚是我們的家常菜。當時這樣的小鹽黃魚最便宜，又不用油和鹽，一蒸就可以了。”
翻譯家李霽野小時候生活在安徽鄉間，姑父是種菜的，每天讓他白吃一個白蘿蔔。李霽野更愛吃胡蘿蔔，從小到老，一生不改。晚年曾說：“有人說我八十歲不戴眼鏡看書寫字，或者與此有關。”
郁達夫好酒。一次楊端六在四川路銀行俱樂部餐廳請客，郁達夫喝醉了，一個人在馬路上晃悠，被巡捕抓進看守所。樓適夷說有一段時間郁達夫每天都得大喝一場，能一氣灌下七八瓶啤酒。
學者費鞏和邵荃麟是中學同學，兩人都關心時事，但看法不同。一次邵父請邵荃麟的幾個同學吃麵，大家入麵館落座後又爭了起來，邵父問他們想吃什麼面，邵荃麟心不在焉地答了一聲：“隨便。”邵父便朗聲衝堂倌說：“來五碗隨便面。”邵後來在上海過亭子間生活時，常到俄國餐廳吃飯，要一碗最便宜的湯，那裡的黑麵包免費。
四川作家李劼人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不僅會吃，還會做。他從小便練就高超的廚藝，李的老鄉和同行沙汀說，李劼人做飯，“從選料、持刀、調味及下鍋用鏟的分寸火候，均操練甚熟”。李劼人自己著文說：“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國的中心城市。米好，豬肥，蔬菜品種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炸，而以香、脆、滑三字為咀嚼上品。”中學時代的李劼人有個綽號叫“精緻”，是說他愛好修潔。這也是他做飯時的風格。在法國留學時，為做煙燻兔，他非要用花生殼燻，叫兩個跑採買的同學畫起花生圖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後才在郊外一吉卜賽人手中買到兩斤。還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醬烹製正宗川菜，採買同學跑遍巴黎，最後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販專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