畝……”
在提及這些數字時，管明棠並沒有去翻看資料，關於這份歷時半年做出的農村情況調查報告，已經翻看了無數次，其中的數字早就印在了他的腦海中，同樣也印在錢天鶴的腦海中，畢竟作為“三農委員會”主席，這個調查正是由他主持的。
“而就今年小麥產量而言，佔專區農村人口50％的貧農家庭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社員家庭其小產量將首次超過人均土地在3。7—5。5畝的中農家庭，甚至其中有些家庭因勞力多、租用土地地多，而接近富農家庭，僅小麥一項收入，其家庭收入便達到260元至300無，而占人口比重為l。5％的僱農家庭亦超過中農家庭……”
在道出這一數字時，管明棠的心底總算是長鬆了一口氣，小麥良種的推廣不僅改變了鄒平試驗縣以及現在山東三十餘縣農民的生活，而且專區的農民的生活也將在今年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意味著“穩定農村”的設想將因小麥良種的推廣而變為現實，可是在另一方面，管明棠卻依然有他的顧慮。
“專員，雖說小麥良種今年推廣會使專區所有百姓受益，但是並沒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
在心裡默算著佔據農村貧農家庭因小麥產量增加導致收入增加的數額，錢天鶴便開口解釋道，作為專區三農委員會主席，他自然知道農村的根本問題在什麼地方。
“小麥良種的推廣帶來的增產效應，只是將農村60％左右的入不敷出的家庭比例降至1％，當然這還要到明年全面推廣之後，並沒有改變農民生活困難的現實，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錢天鶴口中的根本上解決問題，實際上就是土地的問題，但他同樣知道，這幾乎沒有任何可能，即便是現在專區制定的“三七五減租”中的那種“全年產量”也不過是在調查的基礎上，透過與十二縣的鄉紳協商制定出了一個“產量”，從而以這一“相對往年產量較高……”的“核定產量”為準，方才使得減租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當然順利推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原因，在邯彰專區的地方士紳鮮少有人能通至南京，甚至在兩省政府要員之中亦鮮有專區籍貫，從民初至今，河北是北洋的根據地，而北洋政府先是被張作霖那個東北鬍子擊翻在地，直接導致北洋政府後期華北各地地方勢力為奉軍據戰，而後國民政府二次北伐成功，河北、河南、山東更是為中央與西北系、晉係爭奪，各派爭搶之中更是導致其所剩無已的地方勢力幾乎被“客軍”掃蕩一空。
在國民政府後，河北與河南兩省更是淪為客軍之地，客軍輪駐，師團長掌握地方，在兩省地方勢力因環境的抑制與混亂，而漸漸淪為弱勢，甚至導致其本省人員不願進入政府，從而避免某方失利進而殃及池魚，使得兩省不可能像它省一樣，地方勢力掌控著省內局勢，從而影響“新政的實施”，也正因如此才有了邯彰專區的農業新政的實施。
儘管在實施的過程中，地方士紳曾試圖抵制，但地方的抵制卻未對專員公署形成壓力，兩省政府儘管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固然對專員公署所行頗有微詞，但因為與南京方面的要員幾乎沒有任何利益影響，南京甚至樂意專員在邯彰推行“農政試驗”從而檢驗“減租”的效果。
正是這一系列政治上的有利因素導致了專員順利實施“農業新政”但是也僅只限於此，雖說明知道農村的問題實際上土地是根源，但是錢天鶴卻知道，一但專員試圖觸及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很有可能導致南京方面的一些要員作出激烈的反應，到那時，南京方面的壓力不是專員可以承受的，甚至可能導致專區一系列農業新政的流產。
雖說心知專員不可能觸及這一問題，但是錢天鶴還是希望在專員的心底埋下這棵種子，從而為將來推行“新的農業新政”打下基礎。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