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尼采思想是戰國策派最重要的外來思想淵源，對林同濟本人也是如此。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讀了大量的尼采的著作，對尼采崇拜得五體投地。林同濟後來在為陳銓的《從叔本華到尼采》一書的序言中說：“人間三部書，我百讀不厭：莊子的南華經、柏拉圖的共和國、尼采的薩拉圖斯拉。莊子談自然，柏拉圖談正義，尼采談最高生命力的追求。”尼采代表了超人的氣質：“是生命力飽漲的象徵，渾身生命力。”在林同濟看來，尼采所代表的超人氣質正是他所主張的“戰士式人格”的核心所在。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尼采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李大釗、魯迅、郭沫若等都受到尼采唯意志論的思想洗禮，因此而形成了“五四”與理性主義相互激盪的浪漫主義傳統。作為“五四”浪漫主義傳統的繼承者之一，林同濟的“戰士式人格”顯然有深刻的尼采的“超人”痕跡。然而，林同濟的“戰士式人格”與尼采的“超人”究竟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在尼采那裡，人是一個意志的存在，人的強力意志是創造的本原。關於這一點，林同濟有充分的體認，認為“超人必是具有最高度生命的”。尼采的“超人”是無所拘束的，他的意志就是其目的本身。但林同濟的“戰士式人格”之上，卻有一個“國”的制約。雖然如上節所分析的，在國與個人之間，他更重視的是個人，但林同濟並非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人格的再造，倒過來又是為了服從民族的目的本身。特別是在戰國年代，他特別強調不能再以個人為本位，而必須以國家為本位。為了國與國競爭的需要，個人不得不將忠——對國家的絕對忠誠作為具有優先性的第一美德。這樣的忠，也是林同濟所欣賞的大夫士所必須有的“義”的第一準則。這樣，“戰士式的人格”就被置於一個規約其中的更高的目的存在，個人意志的自由創造力與第一美德的“忠”在林同濟的理想人格型中發生了內在的緊張。這種緊張對他本人來說，未必是意識到的，我們在魯迅身上也曾經見過類似的個人與群體、個性解放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說，對於現代中國這些尼采的崇拜者來說，最終都無法逃脫這樣的矛盾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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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6）
不過，林同濟與魯迅等其他尼采的中國崇拜者不同的是，他特別注意到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自然性質。他說：“超人必是具有大自然所施予的德性的。”林同濟：《我看尼采》。作為古希臘酒神精神的鼓吹者，尼采繼承了古希臘的自然精神，自然成為人的行為合目的存在的終極源泉。超人的創造意志，最終也是合乎大自然本性的。應該指出的是，在中國早期的尼采崇拜者那裡，包括魯迅、郭沫若等人，只是從唯意志的角度強調人的意志的無限創造力，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尼采強力意志的合自然性質，但戰國策派的林同濟、陳銓注意到了這一問題，而且給予了特別的強調。可以說，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真正在學理上全面理解尼采的，除林同濟、陳銓之外，可能無他人。為什麼林同濟會從合自然性的角度去理解超人的特質？除了他熟悉西洋歷史包括古希臘史、對尼采有很好的研究根基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在林同濟的思維模式中，人性與自然宇宙的本性應當是相通的，都統一於力的本原之中，超人的生命創造力的本性，應當與大自然的力的本質同一，也就是說，人格的合理性必須在自然的目的論那裡得到證明。中國的“天人合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