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謂甲冑有勞、闢地有德，得一‘襄’字最為允當。而且左公科場不利，不僅沒有入翰林，連進士也沒中過。他以舉人官至大學士，在國朝漢臣中可謂空前絕後，能得一‘文’字，已經屬於殊榮。所以‘文襄’對於左公的褒賞。
“而香帥他雖然在兩廣總督任上，有抗擊法蘭西之勝，但最終確實朝廷乘勝求和，簽訂了《中法條約》，法蘭西不勝而勝。如此一來，怎麼能用‘襄’字呢？所以文襄雖好，卻非香帥所欲。
“香帥平生推崇兩位古人，在詩詞、書法、曠達等方面推崇蘇軾，所以他作詩、寫字、舉動都有東坡的影子；在政事方面則師法張居正，他稱讚張居正的相業，無論到哪裡必然隨身攜帶《張太嶽集》。非常巧合的是，蘇軾和張居正兩人諡號都是‘文忠’。‘文正’可遇而不可求，恐怕香帥更期待‘文忠’一些吧。”
孫元起不了解“文正”、“文忠”、“文襄”三者的優劣，就好像農民工很難區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忠誠的**戰士”在現在中國政壇的地位一樣。在他看來，普通人知道這些區別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他明顯小可了諡號的魔力。
老大人聽聞張之洞去世的訊息，心情大壞，飲食銳減。孫元起聞聽訊息，連忙趕往廉子衚衕探望。結果老大人見面第一句話就是：“百熙，你知道香濤的諡號是文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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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冷眼向洋看世界
轉眼間，老大人過世已經一個多月。
早在老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宮裡邊送來上諭，除了大學士應有的待遇外，孫元起清楚記得有這樣一句：“加恩予賜諡文正。”足以告慰老大人在天之靈，也略略減輕心中的悲痛。
小資文青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時間撫平一切。但孫元起依然覺得懨懨的，做什麼事都沒心情，只是呆在衙門裡的時間明顯多了。
在老大人辭世以前，對於孫元起來說，做官更像在應付差事。在他看來，做官的最大好處就是為自己推廣教材、創立學校提供了不少便利，當然，官場應酬和官員傾軋也浪費了自己不少時間。權衡利弊，做不做官在兩可之間，反應在工作中就是隨心所欲任性而為。
當老大人去世後，孫元起才深切感受頭頂那柄保護傘的重要性。大清可不是天堂，那些皇親貴戚才懶得和你一板一眼地**律、講正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經世大學裡面建座別墅怎麼啦？現在別人圖謀自己辛苦建立的學校、傷害自己心愛的家人學生，可不會再有人主動站出來替自己擋風擋雨了，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做官不僅是一種達成理想的手段，而是一種責任，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憑仗。
在別人看來，張之洞、孫家鼐這兩位分管過學部的大學士是孫元起最堅實的靠山。有他們罩著，別說遲到早退曠工缺勤，就是在學部打滾撒潑，也沒人敢說個“不”字。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短短數十天之內，兩位大學士先後駕鶴西去。孫元起被打斷了脊樑骨，只有每天朝九晚五，乖乖地應卯坐班。
好在孫元起素來沒有明確政治主張，很少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既不屬於康梁亂黨，又不是孫黃逆賊，更不是袁世凱一系，暫時不在大清洗範圍內。而且張文襄公、孫文正公剛過世，朝廷就對他們下屬、親信捅刀子，也會招來物議不是？一來二去，孫元起就還在學部左侍郎位置上穩穩待著。
眼瞅著到了1910年西曆新年，孫元起正坐在學部衙門看書，楊度一手抱著報紙、邸鈔，一手搖著紙扇闖了進來，大喇喇地做在左手第一張太師椅上：“百熙，在看什麼書呢？那麼入神。”
孫元起把封面朝他亮了一下：“王靜安的新著《人間詞話》。”
“喲，你也會看這種書？”楊度頗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