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明朝中期以後，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帶來了新的影響。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如趙楠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於途(指販運)"。可是從萬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採礦和徵稅。神宗一開始派出礦監、稅使，東林黨人就表示反對。山西巡撫魏允貞在萬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領礦、稅，為民禍害。魏允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責。萬曆二十七年，大學士葉向高上疏要求罷撤礦監、稅使。同年，吏部侍郎馮琦上奏說:這些礦監、稅使不但使貧者斷絕生計，富人也蒙受其害，這樣下去，勢必激起大亂。李三才反對礦監、稅使的言行，在當時影響最大。他於萬曆二十七年就任鳳陽巡撫。在鳳陽巡撫管轄的地區內，有好幾個礦監、稅使，殘害百姓。李三才於萬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萬曆帝，揭露萬曆帝派遣稅使、礦監這一弊政的要害。李三才任職鳳陽巡撫期間，曾經嚴懲太監陳增的爪牙，罪大的則加以捕殺，打擊了陳增的氣焰。他還奏劾陳增的重要幫兇程守訓貪贓數十萬銀兩等罪，使程及其同夥被捕解京，終於伏法，遠近大快。史書上說，李三才"以折稅監得民心"。兩淮地區發生災荒時，他經報請朝廷獲准，對災民加以賑濟，還免除了應納的"馬價"(一種苛稅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贏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讚揚，聲望日隆，有可能被推舉進入內閣。齊、楚、浙黨一派官員生怕李三才入閣會對自己不利，
就連連上疏攻擊李三才奸詐貪橫。顧憲成等東林黨人則駁斥這些讕言，於是雙方又發生了一場筆墨官司。由於一再受到攻訐，萬曆三十九年初三月，李三才不得已自動辭職。這就是當時喧鬧得不可開交的李三才入閣事件。
萬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佈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對礦、稅之弊的鬥爭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告一段落。由於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檔案上報朝廷，天啟五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殺害。當時，以“薩英”、顧憲成、為主的一大批東林黨人修復了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並與高攀龍等人在書院講學談政，“講習之餘，往往諷斥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形成了廣泛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閩越、黔貴、湘贛、江浙等江南各地方實力派，一時之間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黨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與東林黨政見不合的是內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大內總管魏忠賢與之的鬥爭水火不容，持續了三十多年之久。當時“薩英”本人與內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大內總管魏忠賢(自稱九千歲)不和，幾個人政見不一，勢同水火。
明末黨爭始於所謂"爭國本"。"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於朱常洛為皇帝繼承人的問題而展開的。
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萬曆十四年，朱常洛五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制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