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往。又由於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藏書豐富，所以招徠了不少外國漢學家來這裡看書。我個人在漢學研究所藏書室裡就見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漢學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他以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蜚聲世界。他翻譯的唐詩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這一部《詩選》有點像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之類的選本，被選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韋利翻譯的中國唐詩，居然能置身其間，其價值概可想見了，韋利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這裡還見到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Otto von Mⅲ黱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藝。有一天，他拿著一部本所的藏書，讓我幫他翻譯幾段。我忘記了書名，只記得紙張印刷都異常古老，白色的宣紙已經變成了淡黃色，說不定就是明版書。我對制漆工藝毫無通解，勉強幫他翻譯了一點，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卻連連點頭，他因為鑽研已久，精於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從那一次見面後，再沒有見到他過。後來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見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陸，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郁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悽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淡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臺就連篇累牘地報道，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別人，佔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做“抵抗”，到鄰居家裡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黴。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