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樂書諸君在滬，因王培孫之介，得以相識，均稱日本維新以後，政治工業，效法西洋，進步很快，尤以海陸軍更優，且學費亦省，學堂為優待留學生，可不經考試入學。餘聞而心動，回家向我父商請，我父雖贊成，惟措資為難。後經雙親決定，以附郭田兩畝許，售得四百餘元，以充學費。我父母為子留學，不惜鬻產，以遂我願，可見我父母之見識，亦非常人比也。
其時培孫才接辦育材書塾，該塾為培孫之叔柳生丈創辦，因受義和團影響，師生星散，培孫願繼續接辦。但教師已星散，非旦夕可聘請，遂請我及樂書、陳希賢（冷血）、雷季興（奮）、仲和諸人，暫行代課。後教師聘定，我等即東渡矣。仲和寫有日本留學指南，對於旅程費用，學校官立私立之分別，住宿飲食之習慣，詳細記載，閱之即可知其大概，有便於留學者不尠。餘與止欺同行，更沒有不便，王荃士亦同行，乘輪船三等艙，自上海到長崎，只須大洋十四元。餘等到神戶，改乘火車到東京，那時快車亦須一夜，天明達東京。神戶本為外人居留地，即中國稱為租界者，自明治維新頒佈憲法，開國會，改正民刑法律，各居留地及治外法權，始由日本政府收回。沿海盡是洋樓，很像上海黃浦灘。到了東京，由止欺介紹一日本人家居住，由居停主人教日文，荃士亦住在一起。日文稍通，餘即入早稻田專門學校，荃士入高等商業學校。荃士為培孫堂弟。餘以早稻田太遠，後改入東京法學院（後私立學校均改大學，法學院稱中央大學）。其時私立法政學校，共有六校，都有名望，教授亦由帝國大學教授兼者為多，故功課亦相差無幾，惟少圖書參考。那時日本風尚，帝國大學特重，官吏考試及第者，帝大佔多數，若早稻田出身者，業新聞記者為多，中央大學出身者，從事律師為多。早稻田大學為大隈重信伯爵創辦，中央大學校長則為法學家奧田義人博士。
日本明治以前之文字，多用漢字，中間加以日本字母，若將日本字母除去，即與漢文無異。維新以後，改用語體文，文言一致，遂與漢文不同。至各處方言，亦稍有異同。惟語言中，有所謂敬語，同是一語，說法不同。如下對上，須用敬語，這不免階級思想。即妻對夫亦然，而為妻者，不覺有自卑感，習俗使然也。至學校講義，都用通
俗語，只要記了各種專門名辭，辨明反正之意，即可聽講。譯書更容易，然新出之書即不同了。
其時中國留學生，文武合計，只有五十六人、每逢假日，彼此往來，不分省界，亦不分文武，親熱異常，恍若家人。有一研究團體，名勵志社，文武學生，都有入會，設立宗旨，只是聯絡情誼，研究學術。有時開辯論會，討論時事，交換意見，在我未到以前，即已成立。然亦有激烈愛國分子參加漢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被戕者有四人之多，都是用功優秀之士，甚為痛惜。後又改定章程，主張君主立憲，出一刊物，名《譯書彙編》，翻譯日本明治維新之著述，及維新人物之事蹟，日本憲法書籍及名人講義，以及各國憲法名人傳記等，以期開發民智，灌輸新知識於國人，月出一冊，銷行上海，一時稱盛。其時日本留學生，都是純潔青年，想改革中國政治教育及軍事，沒有存功名富貴之想。梁任公亡命橫濱，發行《清議報》及《新民叢報》，立保皇會，留學生受其影響，同意主張君主立憲。任公筆鋒犀利，議論透徹，容易動人，亦有因其謾罵西太后為太過分者。其時清廷政治*，大臣顢頇，任公批評，卻是實情。加以戊戌變法失敗，故議論不免過激，然對他表同情者不少。後以留學生來者日多，思想龐雜，有偏於溫和者，有偏於激烈者，溫和者多主張君主立憲，激烈者多主張排滿革命。勵志社會員中，亦有思想不同者，因之勵志社外，又有新民會之組織。然思想雖有不同，彼此友情，依然如故。
後以國內留學來日之前，時有通訊詢問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