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強。《發洩療法初探》載《大眾心理學》1984年第2期。
但是，痛苦對於藝術家來說，卻並非完全不幸。因為偉大的藝術總是出自巨大的痛苦。“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清詩話·漢詩總說》。從這一點來說，痛苦是藝術的源泉。尼采曾把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唱相提並論，認為二者都是痛苦使然。費爾巴哈也說：“痛苦是詩歌的源泉。只有將一件有限的事物的損失，看成一種無限損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熱情和力量。只有回憶不復存在的事物時的慘痛激動，才是人類的第一個藝術家。”《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第106頁。他還說，“苦水必須吐出來；藝術家不由自主地拿起琴彈起來，為的是吐露自己的苦痛，他傾聽自己的苦痛，並且把自己的苦痛物件化，以此來消散自己的苦痛，他為了減輕壓在自己心頭上的重負，就讓空氣來分擔，將自己的痛苦當做普遍的本質。”同③下卷第154頁。而藝術家又常常是痛苦的人。因為他們比別人敏感，易受刺激，易陷於極端。他們愛得更火熱，恨得更強烈。“一方面他比所有的人扶搖直上，另一方面，也許比所有的人都徹底地沉沒到生活的泥潭中去”。（別林斯基）這樣，不可避免地就要比別人承受更多的痛苦。瓦格納（Wagner）寫道：“生活如意時，藝術可以不要，藝術是到生路將窮處出來的，到了無論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時候，人才借藝術以鳴，以鳴其所欲。”轉引自郭沫若：《文藝論集》第194—195頁。所以不幸與藝術有不解之緣。小泉八雲斷言：“偉大的作品，在過去或在將來，沒有一種是一個不知道痛苦的人所寫成的。一切偉大的文藝都是於悲哀這種沃壤中得到它的根源。”《文藝譚》北新書局1931年版第67頁。中國古代美學理論和文論，也一直強調這一思想。司馬遷在他有名的《報任安書》中所寫的那一段話，是人們都熟悉的：“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思垂空文以自見”。並在《屈原列傳》中結合屈原的作品作了具體說明：“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以後，許多作家、詩人都不約而同地作過同樣的表述。如：“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李白）“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韓愈）“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陸游）“世事窮來見，文章病後工。”（袁宏道）“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等等，這樣的詩句舉不勝舉。陸游且有詩云：“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劉鶚在《老殘遊記·自序》中這樣總結道：“《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他說得並不過分。巴金談他自己的創作體驗時說：“我拿起筆寫小說，只是為了探索，只是在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說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說拯救自己，倒是真話。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