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的時候，又發表了兩篇文章。我總是在下午兩點趕到郊區，在二舅下班前離開。
我託雜誌社編輯幫我和周門傳人聯絡，隨著這月的雜誌郵寄來一封信，寫有周寸衣一個徒孫的電話，他在西南開設武術培訓班，出版多部周門拳術的書籍。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武林仗義的溫暖畫面，如果二老爺得到同門資助，會活得好些吧？或者，能有人叫他聲“師叔”，二老爺將感到高興吧？
按照廣告，我撥通這位周門傳人家的電話，是一個口音濃重的老太太接的。我倆相互聽不懂，就掛了電話。到晚上八點，再次打電話，接電話的是一箇中年人，我向他說了二老爺的情況。
他語調熱情，說：“看到你們的文章了。但要訂正一點，咱們師爺叫周存義，儲存人間正義，不是寸衣。”我：“不對吧，師爺正名是周裳，字寸衣，古人的名和字含義要統一，裳和寸衣說的都是服裝……”他一下火了，說：“就叫周存義，沒別的名字。”我登時沉默。他聲音轉輕，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的武林不比從前，我身在其中，深知厲害。”他用了一個小時，訴說武林種種現實，最後總結：“周師爺的這面大旗，不管有多大困難，我也是要扛下去的。”我表示二老爺八十五歲，他扛不起這面旗了，我更扛不起。他沉默幾秒，說：“瞧瞧，說了這麼長時間，你的電話費可要花費不少。”聲調中帶著歉意，接著誠懇地說：“你知道了我的電話，以後有什麼事情，打給我就好了。”他說了句客氣話，一切都可以結束了。電話接通後，聽他說了兩句話，我就不指望他能給予二老爺任何幫助了。能儲存一份客氣，彼此相忘，永不往來，應是最好的結局了。
我也客氣一下，說：“好的，如果你要找我……”我瞬間猶豫要不要給他電話號碼，還是出於禮貌，講出了我家電話。他發出爽朗笑聲，說：“其實不用給我電話，我也能找著你，在中國每個城市都有我的徒弟，要辦什麼事，很方便。”我追問：“你要辦什麼事？”他的笑聲依舊爽朗，說：“你是文人，我也是文人。”雜誌社編輯不久又寄來一封信，寫有周寸衣侄子的電話，他在西北有座武館，武館內埋有周寸衣的墳。我趕到郊區，問二老爺想不想見周師爺的侄子，二老爺說當年周寸衣在上海逝世，周寸衣侄子將其遺骨帶回西北老家，依稀記得他叫“濤子”。
回到城裡，我撥通西北的電話，接電話的人語調和緩，他是周師爺侄子的大徒弟，主持著周家的武館。他說周寸衣侄子去親戚家了，我說二老爺記得他叫“濤子”，大徒弟發出友善的笑聲，說：“是呀，他倆是一輩人。”並說他有印象，周師爺侄子提起過二老爺。
在這種友好氛圍下，我不禁多說了幾句：“我們發表過幾篇文章，只是想和同門聯絡……”他問我共發表幾篇，我回答了，他表示五天後等周師爺侄子回來，讓我再打電話。
五日後，我打去電話，他遺憾地告訴我，周寸衣侄子根本不認識二老爺。我：“你上次不是說，你聽周師爺侄子說起過二老爺麼？”他：“聽錯了。”
我讓他叫周師爺侄子接電話，他說老頭耳朵已聾，沒法打電話。
三日後，我在姥爺家找到一張二老爺的照片，當時六十七歲，這是所能找到的他最年輕的照片。我給西北郵寄去了，希望周寸衣侄子憑這張照片能回憶起二老爺年輕時的模樣。七日後，我打去電話，回答說沒有收到照片。
從此，我不再和西北聯絡了。
我連日愁眉不展，令彤彤十分擔憂，她勸我：“如果遇到難題，可以去問我爸。雖然我爸有神經病，但他對社會研究得還是挺透徹的。”一個月不見，王總的滷煮店有了轉機，我和彤彤拎著一袋水果回去時，發現店裡坐了幾桌客人。王總的髮型換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務3》中湯姆·克魯斯的小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