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金昌、嚴家芝、關友章、嚴學昌、韓國雲、關友江、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富昌、###、嚴國品、關友申。
原來，在這張契約上簽名的18個人中，“嚴”姓多達13個，佔三分之二以上，另有“關”姓4個、“韓”姓1個。“嚴”姓中，“昌”字輩6個、“立”字輩4個、“家”字輩2個；“關”姓中，“友”字輩3個。姑且不論“嚴”、“關”、“韓”三姓之間是否有親（按鄉村慣例，理當有親），僅從這場“嚴”姓甚多、同宗同輩佔絕對優勢、帶頭人（嚴俊昌）與開會地點（嚴立華家）均為“嚴”姓的聚會中，就足以看出宗族信用在那次驚心動魄的行動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30年前，中國仍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18位莊稼漢雖然沒有讀過一天的經濟學理論，但已經懂得信用在商業行為中的重要性。家族成員之間的信任促使他們作出了史無前例的努力。然而，一種新生事物的成長不會一帆風順，往往會遇到許多困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和推廣也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
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區已有10個月沒有下雨，400多萬人飲水告急，秋種無望。當時在安徽主持工作的省委書記萬里急農民之所急，從實際出發，認為集體無法種的土地與其放著，倒不如借給農民，讓個人去想辦法。正是這一舉措直接誘發了農民大包乾的浪潮。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和肥西縣山南區等首先搞起了“包產到戶”。與此同時，四川一部分地區也搞起了“分組作業、定產定工、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那時，中央和地方對於“包產到戶”的認識還很不一致。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檔案。檔案中雖然肯定了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管理方式，但在幾處作出了“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的規定。1979年3月15日，中央某報發表甘肅一個機關幹部的來信，批評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等做法，認為這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幹部、群眾的思想，挫傷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搞農業機械化也是不利的。這家中央報刊的編者按也提出要堅決糾正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錯誤做法。這給各地包產到組、特別是包產到戶的帶頭人造成很大的壓力。針對這種批評，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表示支援農民的試驗，並指示省農委給這家中央報紙寫信，回答那位讀者來信提出的問題。3月30日，這家報紙發表了安徽省農委的題為《正確看待聯絡產量的責任制》的讀者來信，並增加了《發揚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因地制宜實行計酬辦法》的編者按。這個編者按雖然承認了3月15日的來信和編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應注意改正”，但仍然堅持“不準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在此前後，農業部組織了多個調查組到全國各地實地調查，同時又召開了各級理論討論會。
窮則思變（2）
1979年12月1日，萬里在講話中明確肯定了“包產到戶”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責任制。他說：“包產到戶不同於分田單幹。如果說分田單幹意味著集體經濟瓦解、退到農民個體所有和個體經營的狀況，那麼包產到戶並不存在這個問題，它仍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萬里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頁）正當包產到戶責任制遇到重重阻力的時候，鄧小平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給予了堅決支援。1980年4月，黨中央召開經濟發展長期規劃會，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甘肅、內蒙、雲南、貴州等省區的一些農村生產落後，經濟困難，應當實行“包產到戶”。5月，鄧小平又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