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傳》卷一《簡靜寺支妙音尼傳》曰：“荊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yù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恭應往，素又憚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yù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孝武帝以此事問妙音，答曰：“外內談者，並雲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荊。殷仲堪在荊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態度。《通鑑》太元十七年謂：“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所以妙音為仲堪圖州的舉動，對於以後桓玄勢力的坐大，荊州局面的發展，關係甚為密切。
順便論及，殷仲堪入荊，不利者除了司馬道子以外，還有琅邪王氏的王珣。《世說新語#8226；識鑑》：“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許。晉孝武yù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案王珣名地出眾，桓氏故吏，自謂桓氏已之所善，由他出守桓氏世守之地，是理所當然。但是琅邪王氏此時已失去發展勢頭，王殉只以世資居位，於朝中兩派均無黨援。其它琅邪子弟，但求依違於各種勢力之間以求祿位，並無一致的政治動向。如王凝之為江州刺史，彈豫章太守範寧，顯係為司馬道子效力；王恭之叛，王廞應恭而又背恭；王謐以晉臣而為桓玄奉璽紱；王珣本人，亦被王恭目為胡廣。所以在東晉門閥政治的最後一個回合中，琅邪王氏已經無足輕重。王珣以才地自許而求增益權勢，是不可能成功的。
綜上言之，王忱死後，孝武帝得勢，以郗恢為雍州鎮襄陽，以殷仲堪為荊州鎮江陵，以王恭為青、兗鎮京口。在他看來，以名士鎮名藩，各懾一方，互相呼應，囊括江左，共擁朝廷，從劣勢徹底轉為優勢，司馬道子在中樞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但是風雲未測，事與願違，東晉政治糜爛過程還未走到盡頭，真正能夠變動亂為安定的因素還未出現。動亂的進一步發展，就要以兵戎相見了。
4。孝武帝死後王恭、殷仲堪連兵叛亂——兩藩與中樞之爭。（這段時間便是本書故事的開始）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繼立，東晉主、相相持局面結束。安帝是白痴，他繼位後中樞政柄全歸司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王緒二人“相為唇齒，並弄權要”（《世說新語#8226；規箴》），京師已不存在強硬的對手。但是從全域性說來，上下游的強藩尚未處置，司馬道子的劣勢還未真正扭轉過來。《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載王恭抗表討王國寶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印�唬�宋奩萑藎�鼓朔搞讖奠椋�笮衘iān計，yù詐為遺詔，矯弄神器。”時王恭之弟王爽為侍中，拒之門外，王國寶遂不得逞。以其時內外形勢度之，王國寶詐詔，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繼承問題，都會有處置強藩的目的。《桓玄傳》桓玄說殷仲堪反對司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案�為仲堪從兄，時為南蠻校尉，後來反對仲堪興兵）為荊州，君何以處之？”矯詔以處置方伯，搶奪要衝，正是司馬道子的當務之急。
中樞與兩藩的矛盾，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王國寶、王緒力主司馬道子裁損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權。王恭等則繕甲勒兵，表請北伐，實際上是嚴陣以窺中樞之隙。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國寶罪狀，舉兵入討。
王恭舉兵，本與殷仲堪有約。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勸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己（殷）當悉荊楚之眾，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桓）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桓玄傳》）。此時江陵、京口兩藩，各有特點。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經征戰的北府兵為之羽翼，所以望實俱重，朝廷畏憚。但王恭暗於事機，不嫻兵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