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縣文化館工作期間，同事們笑他是“數學系畢業的畫家”，說他是當代的達·芬奇，你不要以為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義，多半是挖苦。
不會微積分，不會畫畫兒，不見得不會當官。劉繼昆在個人進步方面的腦子卻比許多人強。他在省裡的那所師範學院當工農兵學員時，為了調劑專業，提著菸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賣力地為他辦事，讓他從此明白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要想事辦好，送禮不能少。”他從理論上總結出，自己向上爬的運作過程，面對的是一臺社會大機器，在這臺大機器上，有一些齒輪、軸承，處在非常關鍵的部位上，必須經常“膏油”，才能潤滑，快速轉動。不然，就會生鏽，怎麼也玩不轉。琢磨透了這個道理以後，他在送禮方面的研究，頗有心得，頗有成效。
劉繼昆到文化館剛剛開始工作，沒有掂起畫筆畫一幅畫，就立即開始給局領導送禮，不久就換到了一頂股長的帽子，成了這架社會機器上的螺絲釘。接著，繼續往上送禮，不幾年就當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長，成了這架社會機器上的齒輪和軸承，就有人開始給他有所表示了，送禮和收禮達到了動態平衡狀態。副局長當了兩年多一點，他覺得文化局是個清水衙門，沒有多大油水，必須得跳出去。於是，加大了送禮的力度，加高了送禮的層次。
功夫不負有心人，劉繼昆終於被組織上安排到我們高樓鄉當上了副鄉長，分管財政所、稅務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幾個要害部門。劉副鄉長比抓農業的副鄉長名次靠後，卻比那個副鄉長管的水利站、畜牧站、農機站和農業技術推廣站要實惠一些。當然，又比不上管計生辦的副鄉級領導。他媽蘭秀娟比他爹劉慶璽更能洞察一切，對劉繼昆說：“這樣好，你要好好做事兒。農村工作兩臺戲，計劃生育宅基地，你能夠管這幾個站所，就是有權，有了權，不愁沒有人巴結。”
在我們馬寨是個小公社的時候，幹部們很少，不過只有曹書記、胡社長、張武裝部長、範治安專幹和通訊員小李那麼幾個人。現在社會發展了，事業壯大了，社會分工明細了，管理社會的責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擔。鄉里的領導一大群，書記、副書記、鄉長、副鄉長、人大主席、政協聯絡員有二十多個，黨委辦、政府辦、鄉鎮企業辦等內設機構十來個。
政府下邊，還有鄉直二三十個部門，說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種集約化了的稱呼。也許，在公社改稱鄉鎮階段，算起來就有七所八站。後來，職能部門越來越多，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來一個。有的是從原來設立的部門中分出來的，就像細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細胞增殖。如菸葉辦公室、林果辦公室，就是從農業口分出來的，專門強化它們的工作職能。而保險站、水稻辦都是新成立的單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會分生出一個部門。這一點，我們看小說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們那裡的群眾比我們清楚，當然，也有把他們搞糊塗的時候。
安排在這些部門的頭頭，都是在鄉里幹了一段時間的人，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給一個部門，就算是提拔重用。村裡退下來的支部書記們，如果沒有辦法安置，鄉里領導就想辦法把他們安插在鄉直部門，表示對他們多少年來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設廟，有了廟，就得有小鬼。於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進來，成了鄉里不在編的幹部。遇到了機會，可以轉正；沒有機會時，照樣可以領到工資，反正比我們當農民的強得多。縣裡和鄉里已經分灶吃飯了，鄉里沒有多少稅收，連正式幹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