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處於煎熬之中，就是我們全人類共同的恥辱。
醜陋的中國文人（1）
長期以來我對自己可能會成為一個文化人懷著莫名的恐懼。雖然文字的事我也樂意做一些，但總想弄個文字之外的職業，以便逃避這種恐懼。這種恐懼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對於中國文人的極度憎惡。在我和朋友們的交談中，用來指代最醜惡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國文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中最醜惡的東西總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現，而我們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與文人有點干係，作為自我批判精神強一點的人，自然要把最無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與自己相近一點的人。這種恐懼和批判中暗含著我對另一種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說明的是，我這“中國文人”，並不是指所有的“中國的文人”，而是指全面地繼承了中國舊文化，而沒有在西方文化薰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種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籍華人）。至於那些雖是中國的文化人，卻較多地拋棄了中國舊文化的價值觀，接受了西方現代意識並敢於堅持自我的人，則多多少少總會受到我的尊敬。當然，這種人在中國極少極少。
遙遠的古人姑且不論，先說說雖已作古卻並不遙遠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著較多文化成果的人。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跡，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義的證明。稍有尊嚴和獨立人格的人都會盡力捍衛這成果。可在“*”陰風還沒吹進他的院門時，他卻來個先下手為強，主動宣稱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們可以全部燒掉。在那種非常時期說出那種話，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可是西方的一個著名故事卻是另一種結局和意義。在宗教裁判所的鐵窗裡，布魯諾對於自己的眼前虧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卻不想放棄自己和自己的真理去做一個所謂好漢。火舌終於舔上他的身體，他卻驕傲地向那些罪惡者最後一次重申那個真理：“當你們燒死了我時，地球照樣在旋轉。”這實在是科學的勝利和宣言。在科學勝利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光輝人格的勝利。將這兩個故事中的主角對比一下，究竟誰灑脫誰卑鄙，誰智慧誰醜陋，誰好漢誰痞子，誰維護了自己誰喪失了自己？
也許有人說這個對比不能說明問題，因為郭沫若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鄙棄。其實無論拿哪一個中國的文化人跟布魯諾相比，或跟別的什麼西方人相比，何嘗不可得出類似的結論呢。
艾青和丁玲是飽經患難備受尊敬的人。可當中國文壇剛剛輸進一點新的藝術方法時，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呢？當他們無力將其剿滅時，竟然玩起了政治手腕，企圖借當權者來懲惡除邪，一旦精神汙染掃除淨盡，他們便可欣欣然地照當名作家，照當權威泰斗。這也不是艾青的發明，而是中國文人的老傳統，不過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為了自己能做最受寵的走狗，不惜張開狼一樣的獠牙，將別的狗們一概咬死，四十年來這樣的醜劇哪一天停演過？又有幾個中國文人不是在爭媚奪寵的傾軋中被咬死或咬傷的呢！
艾青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一個巴黎故事。當印象派畫家們新的藝術主張和藝術實踐得不到官方認可和民眾理解時，似乎並沒有同行來乘機起鬨或威壓，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援和尊敬。著名的左拉特地寫出長篇評論，舉薦印象派首領馬奈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如阿斯特呂克，丟朗提等人，也像左拉一樣經常參加畫家們的討論活動。他們一面相信自己是天才，一面十分尊敬別人的天才。倘若覺到自己並非天才，便忠誠地做天才們的泥土，共同培植人類精神的大樹，而不是做那千方百計矇住天才靈光的無賴似的“灰塵”（魯迅語）。艾青在巴黎留學幾年，而且是為學習美術而去的，難道竟然連這則左拉與馬奈的故事都沒聽說過嗎？ 。。
醜陋的中國文人（2）
聽過了又能怎麼樣呵，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