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難相信一個人可以被自己的處境逼迫著走出那樣許多路（往深裡想，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刻他覺得自己錯失良機，有一刻他覺得自己不該聽她述說，他可以簡簡單單，做一點更加輕鬆的事，然後離開這裡，再也不回來。他怕自己落到陷阱裡，再也不能回頭，他覺得自己離開那個陷阱只有一步之遙。
二十七
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時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別的辦法。還有更好的辦法麼？要說服他與老顧見面，組織上出面找他來談談。“要爭取讓他成為我們的同路人”。還要確保安全（對他的身份我們至今沒有把握）。
況且她還有一件為難的事，她對老顧說了謊。寶來加號船舷旁他們偶然遭遇，此前她並不認得小薛。他們倆並不是舊相識，她對組織撒謊。她當然不是要他來幫忙圓謊——
也許她可以再主動些。她還是有點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驚奇，如果說開始時她還是在扮演某個受難聖女的角色，懷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觀眾的尊重……可她自己卻越來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場戲劇性衝突在內心展開。最終演變成一場無休無止的辯論，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動別人，卻先把自己給感動，她想讓事實變得更有說服力，結果卻是逼迫自己越來越誠實。
她說到她對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熱情，他的才華洋溢的演講。她也談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監獄裡表現出的勇氣。她愛他麼？她問自己（目光同時掃向她的聽眾），並給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後來一但是後來，她斟酌著詞句，因為這是困難的段落，因為她從未對別人說過這些，甚至包括組織。後來她才發現，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邊的一切都成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屬物。他對所有人都同樣熱情，對許多女同志都充滿熱情，但同樣，所有其餘的熱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緊的是工作。
她失望過麼？她在內心裡問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探究）。然後斷然回答，她根本就來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時被捕，她告訴小薛，大逮捕，組織被整個破獲。剛進監獄吃的那些苦頭，她不想說太多，不知為什麼，她認為說出那些事來，會讓她在小薛面前丟臉。就好像那些事實在太醜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會覺得丟臉。
她已完全入戲，暗自祈求觀眾的響應。她希望小薛適時提出問題，好讓她有機會再次審視自己，好讓她有機會辯白。她告訴他曹振武提出的條件，她告訴小薛：“他說以當時的形勢，以他當時的身份地位，要把她從那裡撈出來，唯一說得過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說服人家釋放她。”她希望小薛支援她，或是反駁她，嘲笑她的軟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個預先已對錶演者充滿崇拜之情的好觀眾。
這一次，她希望由薛來提出那個問題，那麼——曹振武提出這條件（或者說她一開始的拒絕），到底與汪洋的死有沒有關係呢？那樣她就可以辯解說，曹振武絕對不是這樣的人，這擔保她不敢對組織說，但她希望能告訴小薛。她有過懷疑，戈亞民問她那個關於時間的問題時，她曾細細思量，她詢問別人汪洋犧牲的具體日期，回想天氣，雲彩和風，回想士兵的軍裝，掰著指頭排算，努力想要確定汪洋的犧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絕繼而接受的那段日子裡，或者能夠排除也好。她懷疑是因為她自責，在她已變得十分模糊的記憶裡，她最後接受曹振武的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