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想到自己又會像王平陵那樣“窮，病，死”，因而想自殺，卻又下不了決心。萬般無奈，她只有靠誦讀佛經解除痛苦。她晚年還得了“健忘症”，很熟的人見了面叫不出姓名。朋友的來信她常常忘記了啟封；至於自己寫的回信，哪怕是貼了郵票，也鎖在屜子里長期不發。但對葉落歸根這件大事她始終忘不了：
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國，就要火葬，然後把骨灰灑在金門大橋下，讓太平洋的海水把我漂回去。
謝冰瑩於2000年1月5日在舊金山仙逝。過了一個禮拜後，友人們為她舉行佛教儀式的公祭，使她的返鄉夢終於得到實現。
參考文獻
閻純德、李瑞騰編：《女兵謝冰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柴扉：《謝冰瑩先生的著作與生平》，載《文訊》，總第18期，臺北，1985年6月。
柴扉：《女兵不死，精神常在》，載《文訊》，總第173期，2000年3月。
林海音（1）
作為“自由派”的作家
外省作家？臺灣作家？
在彼岸，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作家被稱為“臺灣作家”。1949年前後來臺的一些文人，在五六十年代寫的作品充滿著“戰鬥意識”，則被稱為“外省作家”。
林海音生於日本而在大陸成長，但她寫的作品只是北平童年生活悲歡的回憶，其內容不是歷史文化就是人情風俗，並沒有什麼“戰鬥意識”。再加上她和夫君夏承楹（何凡）1948年11月來臺，並不像許多人一樣是隨“國軍”或工作單位去的，而是自己決定要來。何況到臺灣對“番薯人”林海音來說，就是回苗栗縣老家，故不能將其歸類為“外省作家”。
從北京城南走來而在臺北發亮發光的林海音，又有別於分離主義者。她支援鄉土文學，卻不贊成狹隘的鄉土觀念，公然表態堅持她的“大中國沙文主義”，為做一個“在臺灣的中國作家”自豪。她年輕時出於某種特殊原因還把自己的臺灣籍貫改為父親的出生地廣東，後又改為母親的出生地福建，可見她也不屬於有特殊含義的“臺灣作家”。
和在省籍問題上難將林海音準確定位一樣，林海音的文人身份也不好用作家或編輯家乃至出版家的名稱將其一錘定音。身份的複雜與角色的多元，給林海音在各種論述和定位中帶來一種模稜兩可的意味。林海音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及其多樣化的文學實踐，對臺灣相異的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取向而言，均很難用簡單的二分法將其收編。如果硬要給她劃分派別，還不如稱這位“臺灣姑娘，北京規矩”1 的作家為“自由派”更為恰當。她從1957年11月起兼任編輯的《文星》雜誌，就是一個恢復胡適的自由主義形象，以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2的刊物。
當然，林海音不屬於胡適式的政治自由主義者，而是一位文學自由主義者。她強調的是文藝的超黨派、超政治的純文學價值，不把自由主義當作改造社會的槓桿，而只作為繁榮文藝的一種手段。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作為唯一臺籍的大報主編的她，選稿時並不注重作者的籍貫，而著重文字的藝術價值。這種價值取向使她不會像《中央日報》那樣清一色選“外省作家”的稿件，而是十分重視本地作家的來稿，使《聯合報》副刊一度成為顯示本地作家創作成果的大展臺。據有關文章回憶，在“本省作家尚不多”的戰後初期，各大報接納臺籍作家最多的為林海音所主持的。在林氏主持《聯合報》副刊期間，在該報先後出現過的“跨越語言”的第一代作家就有施翠峰、廖清秀、鍾肇政（筆名鍾正）、文心等人。後來，陳火泉、鄭清文、林鐘隆、鄭煥、莊妻、鍾理和以及筆名“奔煬”的張良澤等人也紛紛在該報亮相。3這些作者在當時還不能熟練地運用中文寫作，其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