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陳獨秀在獄中，宋美齡等顯要都曾來探望，只有胡適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最終開始來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視為知音。
1947年9月，胡適主持北大教授會，商討北大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向達教授在會上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
1948年，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刊登一幅漫畫《兩“胡”於“途”》，畫的是胡適揹著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鬍政之。胡政之一手拿著《大公報》，一手拉著蔣中正的無頭殭屍。旁邊還附有一首打油詩：“真‘糊塗’，假‘糊塗’，為何冒死去救護？可是‘將軍’頭已無，請問‘胡’裡與‘胡’塗。”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幹、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幷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汙，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後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