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這幾聲霹靂嚇得清醒。……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但他同時說：“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洩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紮實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後，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
傅斯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一週年寫的文章《青年的兩件事業》裡說：“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社會一聲不響，聽政府胡為，等學生出來號呼。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沒有輿論去監督政府。假使中國有社會，絕不會糟到這個樣子。”
傅斯年說：“我覺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眾運動，而不知道有個人運動，必有好幾種毛病。（一）（群眾運動）一時未嘗不可收‘疾風摧勁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援。（二）社會是生成的，不是無端創作的。所以，為謀長久永安不腐敗的社會，改善當自改善個人始。若忘了個人，就是一時改的好了，之後也不免發生復舊的運動。（三）群眾運動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佔太多數——安於‘濫竽’之列。”
【霸氣】
民國史上有幾位著名的被稱為大炮的暴脾氣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孫大炮（孫中山），一是傅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在學生時期，一直是學生領袖，他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是鬧學潮、趕教授的一把好手。據羅家倫回憶是這樣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門生，學問不能說沒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龍》非其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稽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
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
傅斯年脾氣暴躁，史語所的人私下裡稱他為“傅老虎”。有一天，與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語所辦事，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對董作賓說：“胖貓（指傅斯年）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後來回憶說：“這話是諷刺也是好評。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實，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這正足以說明了孟真先生辦史語所的貢獻之一，他在（民國）十七年計劃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的最大成就。最後十年集刊中所發表的這些青年的論文，就是明證。”
傅斯年的霸氣性格，使他樹敵頗多，故一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在重慶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公開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有什麼學問，他怎麼當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總要給新進史語所的工作的人“來一個下馬威”，如不得亂寫文章，強迫他們校書等等，不一而足。對此，李敖曾雲：“史語所這類畸形發展的現象，和它的領導人物很有關係。它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才氣過人，可是霸氣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歡的，又多是唯唯諾諾的人兒。這種現象，按說是一切獨裁者必然落到的結果。傅斯年又訂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規家法，製造了許多所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