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等西方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畢生一以貫之；面對西方，他不斷地提出中國文化與現代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精神相協調部分，作為中國不輸其它精神文明的論據。羅素說，胡適“願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適到北大就任校長，馮友蘭在歡迎大會上說：“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是一件應乎天而順乎人的事，就全國範圍來講，再沒有比胡先生更合適的人選了。”
殷海光抱怨，無論有沒有念過書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結果“來自左方的勢力，對於胡適思想，清算洗腦，必欲剷除盡淨而後快。來自右方的勢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盡種種方法把胡適思想從人們的記憶裡勾銷”。
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作為被青年當作偶像崇拜的胡適思想以及所謂的胡適崇拜（The HuShih Cult），並非由政治權威造成，而是象徵向權威挑戰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剛口中“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無論左右、兩岸，甚或激進、保守，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終其一生，面對來自政治的不信任、壓力與封殺，到最後抑鬱而終，正是這股革命力量所賦予的原罪。
季羨林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劉文典的《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中談到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柳存仁《記北京大學的教授》一文記錄了胡適：“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為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的演講之好，不在其演講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儘量的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儘量的抑揚頓挫。並且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時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傻氣，所以特別的能夠感動人。”
胡適逝世後，在臺灣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蔣介石親臨致祭，親書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梁寒操挽胡適：“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得謗通九州四海，名亦隨之。”
胡適在提倡白話文和紅學研究方面的成就為舉世所公認。胡適去世後，有人撰聯挽之：“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後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以“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為辦學方針，聘請年僅26歲的胡適為北大教授，“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愿。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註輯為《墨經校釋》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