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一二，那就是典型的地區傾斜化政策，企業要發展就需要圈地擴大規模，需要便利的公路、鐵路交通條件，需要稅收、人才錄用等政策上的扶持。而產業傾斜化政策可以這樣理解，人力有時而窮，國家也是如此，不論是資金、技術還是人才的儲備，都是有一個限度，如果把他們平均分配在各個行業上，結果可能是所有行業都平平碌碌，一事無成，尤其像中國這種資金缺乏，教育條件落後，基礎條件薄弱，人才儲備水平低下的國家，只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將資金、人才投入到一些具備發展優勢、擁有發展潛力的行業中去，在短時間內把這個行業做大做強。執行產業傾斜化政策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同樣是封閉落後，國內大量黃金被套取流失，資金、人才儲備比之當時的中國還遠遠不如，但日本人明顯懂得工業發展不在於多，而在於精，根據其島國多優良海灣的情況，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集中力量發展造船行業。其國內幾乎所有工業地發展都是為造船工業服務的，而資金和人才也幾乎都投入到了這上面，使得日本的造船工業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從矇昧狀態一下跨越到可以建造世界先進軍艦的水平；而之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汽車工業帶動的第二次經濟飛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電子工業帶動的第三次經濟飛躍都是日本始終貫徹產業傾斜化政策的結果。
第三條重要的經驗是經濟體制。這裡的經濟體制不是指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而是指企業和政府之間地關係。地區傾斜化和產業傾斜化也並非完全沒有弊病，以當年的蘇聯為例，因為十月革命後險惡的國際形勢，當時蘇聯政府把工業發展重心放在了以軍事工業為主的重工業領域，並因此取得了長足地進步。為後來在不利條件下擊敗強大的德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只是產業傾斜化政策的實施，勢必使得政府參與到企業地運營中，就其本身而言，實際是一種違背市場規律的行為。蘇聯的許多重工業企業在後期由於過分依賴政府對企業的扶持和領導，喪失了企業地獨立性和市場自主性，導致企業運營僵化，企業員工缺乏主動性。產品的研發與市場需要背道而馳，這就是由於經濟體質造成的。歷史已經證明，在政府強力干預下，忽視人才主動性、違背市場規律地國有型企業是難以成功地。歷史上許多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像日本歷史上就是透過把官辦企業進行賤賣來解決這個問題地，三菱、三井等名震後世的財團就是這樣而來。私有資本地注入能給企業帶來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而商人逐利的本性也是企業始終跟隨市場規律的保證。
對於這三條經驗。關緒清是十分重視的。好在從一開始。他就秉承著貴精不貴多的標準。工部名下的十幾家官辦企業走的都是規模化、集團化發展的道路，不僅技術和人才在國內首屈一指。而且各自都相當具有特點，像江南製造生產的產品就以精細著稱，而且始終追逐國際先進的技術，而天津機器局就以粗獷、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著稱，往往一個產品設計到了他們那裡，便會以最簡單、經濟的面貌呈現出來，以光緒十一年設計的鐵軌為例，江南製造局採用的是最好的螺紋鋼，並採用德式接技術，其質量幾乎和英、美所產的鐵軌不相上下，而天津機器局用的則是最便宜的鑄鋼，採用的是簡單的螺帽對接，同等長度，其成本不到江南製造局鐵軌的三分之一，而在正常地質氣候條件下，其使用壽命幾乎相差不了多少。其它的諸如福建船政局專攻造船、東北機器局專攻鍋爐蒸汽機等動力的研究、孫德勝專攻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