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作中了。比起一部活生生的百年魔怪舞翩躚的中國近現代史,又有哪部小說稱得上“荒誕”呢? 還珠樓主作品的另一雅化之處是其“文化味”。作者並不掉書袋、賣典故,卻到處談玄說偈、指天論地,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這與40年代新文學小說的新趨向存在著一定的呼應。“蜀山謎”中有許多高層知識分子,他們的興趣恐怕主要在此,就像今日學者多推崇40年代的駱賓基、端木蕻良、蕭紅、師陀、廢名、錢鍾書一樣。文化味從此成了武俠小說不可缺少的“味之素”。 在筆法上,還珠樓主最擅長從各個角度進行精描細繪,尤其描寫雄奇險怪的自然風光,動輒上千字,令人時而心神俱醉,時而鬚髮皆張,這明明是新文學所主張的小說筆法,但新文學小說家中卻無人可與匹敵。像朱自清《荷塘月色》、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那樣的段落,在還珠作品中隨便可以抽出不下幾十處。 但是還珠樓主往往沉溺於筆下的詩情畫意而忘了小說更重要的任務在於人物和結構,這兩點正是還珠樓主的“氣門”和“軟肋”,它們在其他武俠小說作家那裡被練成了“上乘武功”。 白羽的武俠小說雖也是章回體,但人物和結構都已是新文學式的。他所寫的人物,“沒有神不神人不人的所謂劍仙奇俠,也沒有飛簷走壁殺富濟貧的夜行人,更沒有為什麼忠臣保鏢的‘義士’,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僅僅與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藝而已。”吳雲心新版《十二金錢鏢》序。 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甚至反武俠本身,是白羽創作精神的核心。他十分“狠心”地直面現實,筆下的俠客世故、懦弱、愚腐、倒黴……威震武林的大俠,一遇官府便做小伏低;沽名謙讓的高手,被小輩偷襲擊斃;比武招親的英雄,只招來地痞流氓的輕薄欺辱。白羽“取徑於《魔俠傳》,對所謂俠客輕輕加上一點反嘲”。《話柄》。他冷峻地刻畫出一個世態炎涼、人心險惡、壞人當道、好人受罪、想救人者反被所救者傷害的現實社會。他的作品每每令人聯想到魯迅。白羽在《話柄》中承認:“魯迅先生所給予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藝論。”魯迅曾為白羽的Chu女作《厘捐局》改動兩個字,將“可憐這個老人,兩手空空的回去了”一句中的“可憐”改為“只是”,這樣一改,便隱去了敘事評判,成為不動聲色的冷觀。魯迅還對白羽講自認為最滿意的小說是《孔乙己》,“這一篇還平心靜氣些”。白羽的小說正是充滿了魯迅式的外冷內熱的“死火”風格。 白羽對武俠小說的提高是全方位的。人物塑造典型化,結構勻稱,講究佈局、照應及視點控制,風景描繪優美含情,武打描寫藝術化、視覺化,首創“武林”一詞併發明大量武打術語,文字洗煉,人物對話逼真傳神。葉洪生等謂之“中國的大仲馬”,不為過譽。白羽志在新文學創作,“自以章回之體,實羞創作,武俠之作,更落下乘”《十二金錢鏢》後記。,不料生活逼得他“落草為寇”,反而使武俠小說有幸獲得了新文學一筆豐厚的饋贈。白羽和還珠樓主是中國武俠小說全面走向現代化的兩位最大功臣,沒有他們的卓然自立,就沒有後來新派武俠的萬紫千紅。如果說40年代武俠小說是“漢魏氣象”,那麼梁羽生、金庸、古龍的時代則是“盛唐風采”。 與白羽私交甚厚的鄭證因,在人物塑造、佈局謀篇等方面,學習白羽,但因文學功底不足,未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