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下面有一顆痣。從集體中認出單一一個人，是個神秘的過程，但發生不止一次。在每天經過圍牆邊的許多行人中，孔雀的母親開始注意到，有一個人會重複地出現。那是一個女子，穿著洋裝，打著洋傘。眉眼很細。孔雀的母親發現她經常站在路的另一邊，往拿槍的人那邊望。
喬治·史坦納認為語言的巴別塔乃是一種祝福，而非詛咒。在環境與經驗的區隔分化下，每個人養成不同的語彙與表意方式，語言訴說的不是一個世界，而是許多的世界。“一種語言向所遇到的總體大海拋灑它特別的網，並且用這張網，它拉回財富、深刻洞察力，或是不這麼做就無法實現的生命形式。”
有種孔雀的母親不明瞭的東西，不能傳達的東西，在灰色的圍牆邊，隔著一條窄街，無聲地被訴說著。那訴說甚至沒有用上語言，因此更具歧義性，更充滿誤讀的命運。這些她不會懂得。她只是像學認字一樣，認得了那兩個人。
城市*後，孔雀的外祖父帶著家人搬回了鄉下老家。孔雀的母親第一天去上鄉下的小學時，班上同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臺北來的小孩。不過下課時間，她姐姐用裙子的剩布料給她縫的一套小巧沙包，轉移了大家的注意。一個比她高出一個頭的女孩決定，她可以和她們一起玩。
當孔雀的母親成為母親之後，她變得不再那麼好奇，也不再容易被嚇唬。認得一個人的臉早就是尋常的事，沒什麼好奇怪的。
但有一天，孔雀做了她母親的夢。
夢裡是母親小時候曾經目睹，卻徹底從意識裡抹去的一件事。在隨家人搬回鄉下前不久，她第一次看見死人。
兩具屍體，並排在圳溝的岸邊，草蓆下露出的手臂和小腿發白。雖然沒有根據，但她恍惚將屍體和那個拿槍的人、與打洋傘的女人，聯絡在一起。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我只是猜而已。”夢裡孔雀的母親對孔雀說。“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她停頓了一下又說：“我甚至……不確定是不是看到了屍體。”
在夢中孔雀點點頭，動手將堤岸上的兩人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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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薄（1）
文/周嘉寧
這年夏天，我重新住回了自己的家。
八年以後我的房間幾乎原封不動，牆壁因為始終沒有被允許貼東西，終於保持了灰濛濛的潔白，十幾歲的時候我還對這個規定做過一些反抗，但這次回來，我突然變得妥協。本來一直訂在牆上的照片與剪報自從被收進了盒子裡就再也沒有拿出來，各種擺設，零碎，也都用封箱帶封在箱子裡，而箱子們則被媽媽置於廢棄的陽臺上，她幾次問我，是否需要開啟整理，我都說等等。床單是牡丹花圖案的，睡衣是從超市裡買來的背心裙，傢俱好像突然間都舊了一圈，電腦桌的抽屜已經拉不出來，只有窗簾像是我的東西，髒粉色，一拉到底。我唯一添置的東西是遮光布，裝上後，媽媽說氣味太大，怕中毒，第二天趁我外出時撤了下來，我便也懶得再提起這事情。在透進來的太陽光裡睡過幾次以後，我竟然也就習慣了，原來事情已經不再如我想象中那麼糟糕了。
我沒有跟媽媽說，這一遭與男朋友分手的事，不過當時我搬出去住，也並沒有跟她明確地說我是與誰住在了一起，她也不問，這些事情在我們家一直都是心照不宣。我說想回家住一段時間，她就說好，反正房間一直都是收拾著的。我也沒有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回來，只搬回些我以為很重要的東西，而這些重要的東西，其實也一直沒有被再次開啟。
在家裡住的第一天，中午起床，房間裡面安靜到發亮，我沒有穿衣服，赤腳走到廚房裡面，看到煤氣灶上放著一隻盛好清水的鍋子，旁邊是一隻大碗，裡面已經放好醬油和芝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