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了個好天氣，就有了趕緊去活動活動筋骨的意思，三五結伴，邊舞邊行，好像就就有了說不盡的快樂。
原小生趁大家還沒有來上班，就早早地跑了出來，多少有些做賊感覺，好像自己這個政府辦副主任，曾經的縣長秘書，馬上的灣子鄉付鄉長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一樣，無言見著江東父老。
縣府看門的老大爺還是跟過去一樣，見原小生從樓梯上走下來，就停下了手中掃地的笤帚，抬起皓首滿臉笑容地向原小生問好道：“原主任，這麼早就出去啊？”原小生就報以微笑道：“是啊，出去活動活動。”老大爺就要替原小生開門，還是被原小生阻止了。
走出縣府大門，才發現並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心中難免感慨：這就跟人的一生一樣，總會不時產生一種非常茫然感覺，找不到了生命價值的支柱，甚至無法明白一個人活著的意義到底何在。再細細思量一番，無外乎是吃喝拉撒睡，以此來維持生命機體的正常運轉，而其他所有的事情，根本就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什麼聲譽、權力、金錢，這些身外之物，說是人生的拖累也一點不為過。
原小生記得自己在上大學的時候，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個詭辯題目：人生的最終目的就是死亡。結果全班同學，沒有一個人能把這個題目給推翻。後來也不知道誰打了小報告，把原小生的這個詭辯題目傳到了輔導員的耳朵裡。輔導當然不會去跟原小生爭辯這種無聊的題目，就把原小生狠狠地訓責了一頓，說原小生這是不思進取、蠱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亂，還硬生生地原小生扣了一頂大帽子——思想上有反動傾向，腦子裡有法西斯孽根。
這位輔導員也許是吃錯藥了，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的，竟把一個學生偶爾發表的一個帶有詭辯性質的小見解，一下子拔高到了思想政治的高度。好在不是**年代，要不然輔導員的這頂大帽子，弄不好會要了原小生的命，起碼會讓原小生在監獄裡待上一段時間。
後來事情就鬧的有點大了，輔導員訓責完原小生之後，還覺得不夠解氣，又報告給了系黨委書記。免不了要交調鹽加醋地把原小生平時的如何表現不好，也說了一下。這位系書記也不知道跟輔導員，也不知道有什麼不清不楚的關係，也稀裡糊塗地跟著瞎參合，發展到後來，竟然要給原小生弄一個記大過處分。
系裡的一位很有聲望的元宿級教授，就不認同了，說系書記和輔導員這純粹是小題大做，一個學生髮表一點個人觀點，那裡能扯到思想問題上，簡直是無稽之談，亂搞一氣。那位教授雖然在系裡並不擔任任何職務，但跟市領導的關係都非常密切，系書記和輔導員這才悻悻作罷。原小生也算是逃過一劫。
現在想起大學時代的這些事情，還是覺得荒唐可笑。不過對人生的最終目的就是死亡，當時的這個自己一時靈感發表的觀點，卻有了新的感觸。說到這個問題，不妨首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思想境界，按照一貫教條的理想主義來考慮人生的問題，來一句比較冠冕的話，那就是為人民服務了，說的更肉麻一些便是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
然而為人民服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念呢？為什麼樣的人民服務呢。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還是一切熱愛祖國的人民呢？這個概念似乎有太過於寬泛和模糊了，可以說在我們身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服務的物件。因為沒有一個人心甘情願地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那麼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生命的意義，就是為我們身邊的每個人服務了。
可是我們身邊那麼多人，我們怎麼去服務呢。誰又為我們服務呢。這恐怕也會成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我為你服務多了，你為我服務少了，反而會變成自尋煩惱。倒還不如你不為我服務，那我也沒有義務給你服務，大家誰也不為誰服務，要服務可以，拿錢來，這樣公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