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梁啟超的朋友孫寶瑄是這麼認識梁啟超的多變的：“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為君子。蓋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對梁啟超的“善變”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堅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性情】
梁啟超為人天真、率直、熱忱、進取、虛心、內省、無我、重感情，他自稱為“中國之新民”和“少年中國之少年”，熟識者皆認可，不覺得他矯情。
胡適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對我雖有時稍漏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瞭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
1923年，胡適曾應《清華週刊》之請為青年開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將《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啟超也受邀開出一份書單，他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說：“胡君這個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又說：“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面有《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又說：“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讀過這兩本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漏，但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1924年正月，梁啟超與胡適在安徽會館共同主持戴東原二百年生辰紀念會，當時“《晨報》特別印專刊，副刊編輯孫伏園抱來散發，全部是任公一個人的文章。到開會，他又幾乎獨佔了兩小時的講演時間，最後給胡適之留下了十分鐘”，胡適登臺前，梁介紹說：“現在請不講理的胡適之，來講不講理的戴東原！”
胡適少時，受梁啟超影響至深。但胡適學成歸國，並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後，時時以創新見解刺激梁啟超，梁因而發憤寫出了《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歷史統計學》等著作。對此，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常常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