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損為較小矣。”權衡再三，吳宓最終選擇了離婚，《離婚宣告》見報登在了《大公報》和《新聞報》上。
1947年“六一”慘案發生後，一向不過問政治的吳宓，對此非常憤慨。他嚴辭譴責國民黨對學生犯下的暴行；當聽到被抓的師生中有武漢大學外文系的教授和學生時，便馬上找到他的陝西同鄉、武漢行轅負責人孫蔚如等人說理，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被捕師生。由於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還有吳宓等人的努力，武漢當局終於釋放了所有的被捕師生。外文系教授繆朗山被捕出獄後決定去香港，吳宓馬上幫他買好機票，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親自送他去機場，並在機場等候，直到知道繆已安全到達目的地後，才返回珞珈山。
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最忙的是發工資的那天，原因無他，忙於給親友、學生匯款支助他們。每次匯完款，自己便所剩無幾，有時不夠用，便向鄰居錢泰奇借錢度日，並留借條：“今借到錢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還清。”
文革開始後，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會上，已72歲的吳宓被勒令跪下，一直跪了兩小時。批鬥會結束後，同事劉兆吉悄悄地問他身體是否吃得消，“他說跪著比站著好些”。
文革中，吳宓曾冒險“偷書”。文革時，吳宓的書籍被抄走，一次偶然的機會，吳宓在“勞改隊”看到了自己的被抄去的書籍，吳宓決定將自己的書偷回來。1967年9月27日，吳宓順利取回1914的日記一冊。10月7日上午，他再次取回其1951日記及畢業文憑（英文）三張，下午又取回《遊美同學錄》一冊。兩天後，他再一次“偷書”，差點被人發現，但幸好有驚無險。他在當晚日記中記載：“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閱覽室取回《吳宓詩集》一部，以贈與凌道新。宓仍插懸於衣內之胸前，但當眾寫大字報時，宓俯身左偏，《詩集》忽墮於地上。——幸無人注意。”此後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吳宓又“偷”回一些書。吳宓不但冒險“偷”書，還把拿回來的分給同事閱讀，甚至“贈予”或託人“帶交”尚在“勞改隊”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閱讀。
“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吳宓堅決不批孔子。他說，“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吳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一件事情：“由系辦公室收到騶掛號寄來書一包，層層封固，賀君代宓用刀（甚費力）開啟之。包內並非《語錄》英譯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膠薄膜燙金字紅封面《毛澤東選集》一部，四冊（小本，橫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訂購；幸劉又辛君願購去，即付宓書價二元，清。書內附騶與宏勳十二月三日稟，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紀念章’一枚，供宓佩帶者——宓向不佩帶，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後，宓以騶夫婦完全不瞭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悅宓之辦法，徒增宓之怫鬱，於是甚怒……”“騶”即吳宓老友吳芳吉之女吳漢騶，“宏勳”即吳漢騶的夫楊宏勳。吳宓託他們買英譯本《毛主席語錄》，只是為了在這樣的時局裡繼續研讀英文用，但二人並不瞭解吳宓的真實想法，為他買了中文版本的《毛澤東選集》，並寄來毛主席紀念章，“徒增宓之怫鬱”。
【師生】
吳宓與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私交甚厚，錢鍾書在考上清華前，吳宓曾讓他在清華旁聽一年，並親自輔導他學習外語。吳對錢鍾書十分欣賞，曾專門寫詩稱讚錢的才華：“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謀有補賴天工。源深顧（亭林）趙（甌北）傳家業，氣勝蘇（東坡）黃（山谷）振國風。悲劇終場吾事了，交期兩世許心同。”
1929年，錢鍾書以英文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的得意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