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給傅斯年辦（新潮），胡適則擔任他們的學術顧問。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創刊號問世。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傅斯年強調該刊是為了幫助同學們“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實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戰勝之人格”。傅斯年還豪邁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
【情誼】
胡適是傅斯年的老師，但二人卻一直保持亦師亦友的關係，胡適推崇並敬佩自己的這位學生，在評價傅斯年時，胡適在短短200多字的評論中用了14個最，可見對這位學生的愛護和肯定。
1917年，胡適受蔡元培先生邀請到北大任教，在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原來擔任此課的是陳漢章老先生，他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而胡適徑直從周宣王講起，這種處理中國哲學史的做法，頗使學生們震動，“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一些學生認為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講授。傅斯年在學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學生將一不學無術的教師趕下講臺。此次同學們又請他來聽課，聽了幾次課以後，他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才平息了一場風波。傅斯年去世後，胡適在文章中寫道：“（當年）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是北大教授黃侃的得意門生。其時，黃侃等幾位國學大師都賞識傅斯年，想讓他繼承衣缽。可是傅斯年自從結識胡適後，被“新文化陣營”吸引，不時趨訪胡適。心直口快的陳獨秀表示懷疑，在《新青年》編輯部對胡適和其他同仁說：“這‘黃門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細作麼？我們不能接納他，不能理他！”胡適反對：“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懷疑，何況孟真這種人！”
“五四”以後，不懷好意的人在社會上散佈“‘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的傳聞，還說每月領取多少薪金。這“安福俱樂部”是皖系軍閥爭權奪利的一個派別集團。謠言傳出後，對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羅家倫也因此沮喪。胡適見此，寫了《他也配》的文章發表。他用一生中罕見的語言闢謠：“‘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胡適還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識界的影響，說“他（傅斯年）的學業根基比我深，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的多。”
胡適、傅斯年和葉公超三人關係密切，同為中國近代史的風雲人物。在北大時，曾被稱為“三駕馬車”。有人打比方說，凡事以胡為領袖，傅、葉則是哼哈二將。
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這樣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胡適面臨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的要職猶豫不決，傅斯年寫信給胡適說：“借重先生，全為大糞上插一朵花。”勸胡一定不要動搖。於是胡適打定主意，拒官不做。
抗戰勝利，北平光復，大家推選傅斯年作北大校長，傅先生堅決不幹，說北大校長只有胡適才能幹。不過他堅決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長。傅斯年做代理校長，只為了做一件事。抗戰期間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淪陷區，頗有些人加入了日軍開辦的“偽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適這個人性格溫和，恐怕不能下決心懲戒他們。於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把這些人全部開除，無論多大的名氣，多高的學問一律不客氣，鐵面無私。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綵信中雲：“北京大學可以說兩頭著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聯大脫離，大費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