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點點頭道：“爺爺挺好的，我把我們要結婚的訊息告訴他，把他給高興壞了。只是，我還是挺擔心審判爺爺的事情，怎麼到現在也沒有動靜啊，都那麼久了，怎麼還沒開審呢？早些審完，我們心裡也有個底，也好為爺爺打點一切，可現在這麼拖著，反倒令人沒頭緒呢！”
我小聲抱怨著，沃爾特輕拍了拍我背道：“不要著急，很多事情拖得越久說不定就越有希望，現在爺爺還沒有開審，至少說明在如何定他的罪名問題上，那些大法官們還是有分歧的，再等等吧。……你這次去還有沒有遇到那個醫學博士？”沃爾特最後提到那個勒克西博士的時候，眉宇間的懷疑之色還是沒有退去。
我搖了搖頭道：“沒有，我也一直聽好奇他的身份，只是最近去都沒有遇到過他。不過，現在那些看守的衛兵看見我去都不怎麼刁難我，怎麼說都是因為認識他的關係。所以，沃爾特，我想他應該不是什麼壞人吧，你對他還有些介懷嗎？”
“不知道，只是……算了，反正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算正常，或許是我自己對他的看法一時之間還無法改觀吧……”沃爾特聳了聳肩，不與置評。見他如此，我也只能一笑了之，或許真的是那個博士當初留給我們的印象太差了吧。
6月下旬，沃爾特趕在7月1日重新登記身份的截止日期前離開了維也納，回慕尼黑去了。與以前的每次分離不同，這次他的離開，我的心裡一點也沒有那種慼慼哀哀的感覺，再也沒有當初送他們去戰場時，心裡那種如同刀絞般的痛楚與擔憂。
送他和約瑟夫上火車的時候，我只是簡單的叮囑了幾句，沒有眼淚，也沒有離愁，真的是感覺自己就象是送他們去出差一樣輕鬆，回想起來，實在有些感慨，這與以前的生離死別簡直有著天壤之別。
接下來的日子，我便開始著手準備所有去德國需要的檔案、資料。其實準備這些資料的難度遠比我想象的要難得多。由於我是中國人，當初來的時候是中華民國政府給我開出的護照已經在沃爾特出獄後不久便過期，即使我要重新申領，但是現在國內內戰尚未結束，而國民政府實際上又已經是名存實亡，原先國民政府設在歐洲各國的使領館也相繼關閉，我想要找他們重新開出原先出國時具有的那些資料證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舊的政府找不到，而新的政府又尚未確立。沒有護照寸步難行，除了呆在奧地利，我哪裡也去不了。一時間我感覺象是走到了路的盡頭，不知該如何事好。
至於找學校的事情倒是並不難，因為戰後教師資源稀缺，各個國家尤其歡迎教師去他們國家教書，所以即使我離開維也納的中學，短時間之內在德國當地找到一份不錯的教師工作也並不是什麼難事，但惟獨我現在的身份比較棘手，為此我倒是發愁了很久。
基本上我和沃爾特每天都保持通電話的，我們互速衷腸的同時，他對我目前停滯不前的進展也相當著急，因為與他那邊的順利相比，我這邊的麻煩事就顯得多了不少。
當沃爾特到了慕尼黑，下了火車後，第一時間便找到當地的民政局，出示了自己從戰俘營裡帶出來計程車兵證啊，戰俘釋放證啊，健康證之類的所有相關證明檔案，很快便辦理好了戶口登記和食品領用，解決了生計問題。
隨後兩人又在離各自學校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小公寓安下身來。經過兩個月的精心準備，沃爾特經過了學校的入學考試後，憑著戰後優先照顧軍人的政策，便順利的申請到了碩士入學資格。暑假過後，9月初便已經開始上學了。
約瑟夫由於參戰前中學尚未畢業，暫時還無法進入大學學習，只能自己先將漏下的高中課程補上。後來在沃爾特的幫助下，他在慕尼黑大學裡找了份臨時工的工作，在業餘時間裡可以有機會當當旁聽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