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是激情四溢的“福州船政成功”六字。（4）
當閩海關、福建稅厘局解送的十五萬兩銀和清廷頒發的各種賜物到達船政時，“各員匠感戴皇恩，歡聲雷動”。隨後在歡天喜地中，僱傭的英、法洋員盡數按約離開船政，帶著大筆獎金喜歸故里。阿思本艦隊事件中那種洋人到達中國後，就憑藉技術百般要挾、勒索，不肯離去的情況，在馬尾沒有重演，船政僱傭外國技術人員的計劃獲得善始善終。
關於建廠計劃完成後，船政究竟應當為了節省經費而盡棄前功，停止造船，還是繼續發展，爭取日起有功的問題。總理衙門商議的結果顯得模稜兩可，先是稱船政“圖始維艱，既費百萬之帑項，復竭六七年之經營，現甫立有基址，中國匠徒且能放手自造，若盡棄前功，誠屬可惜”，認為沈葆楨建議的繼續發展方案，“係為中國力圖自強之意”。但之後又說“惟每歲造船之費尚有限制，而以後成船日多，養船修船之費，層迭加增，誠恐為數愈巨，勢不能支”。建議原則上支援繼續造船，但是需要就經費問題由南北洋大臣會商解決後，才能做出決斷，將資金問題這隻大皮球踢給了地方督撫。
受懸而未決的資金問題制約，船政繼續發展的方案就此擱置。無論是清政府中樞，還是南北洋大臣，都沒有再接續下文的。船政建廠時設定的從閩海關提取的經費，只夠維持船政的正常執行和撥發船政艦隊所需的養船費用和薪糧開支，無力滿足新造艦船所需。自第十五號輪船“大雅”下水後，船政廠區就變得冷清了起來，一座座船臺全部空置，滿目的蕭條景象。這種停滯狀態一直到1874年臺灣事件爆發後，才出現了重要的轉機。當年8月25日，沈葆楨從海防等實際需求出發，再次上奏清廷。這次沒有再婉轉地提出兩項方案，要求二選其一，奏摺直奔主題，請求批准船政繼續建造軍艦。強調平息臺灣事件，軍艦已不夠使用，而且“廠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況由熟生巧，由舊悟新，即鐵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清廷受寇氛日逼的形勢觸動，當即發上諭：“閩廠輪船，即照所請，準其續行興造得力兵船，以資利用。”（5）
外敵進犯的刺激給清政府打了一針激素，船政繼續發展的大方向終於定局。但是和當初制定的五年建廠計劃不同，這次轉型再啟動時，既未對資金保障作多少安排，也沒有對技術發展提出系統方案，顯得倉促、草率。不過，如果不是受到外敵的刺激，清政府可能連這樣草率的決策也不會做出。臨急抱佛腳，這就是晚清政府在洋務事業決策上存在的一個典型通病。
“元凱”艦
船政再度啟動造船計劃時，船政大臣沈葆楨正受命奔赴臺灣防務，原先組織了“揚武”、“伏波”級軍艦生產的船政提調夏獻綸，也早被調任臺灣兵備道，船政急需一名幹練的官員來擔起全廠的指揮、排程工作。與以往的情況有所區別的是，此時船政外國僱員已經全部解聘離去，在已無西方技術人員指導和技術顧問的情況下，領導船政重開造船事業的這副重擔顯得格外艱鉅。
經過反覆思量，沈葆楨最後推薦了福建侯官籍的船政提調吳仲翔，委任其來領導廠務。吳仲翔，字維允，與船政大臣沈葆楨不僅僅是同鄉，二人還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關係。吳仲翔既是沈葆楨的妹婿，同時還是親上加親的兒女親家（吳仲翔的女兒嫁給沈葆楨的兒子）。船政開辦之初，沈葆楨上任船政大臣時，吳仲翔就隨其進入船政，擔任文案等職務。船政第一艘蒸汽軍艦“萬年清”建造工程中，吳仲翔還曾跟隨當時的總工程師達士博赴暹羅等地採辦船料，辦事極為得力。正是看到吳的行事能力，以及在船政的資歷，沈葆楨舉賢不避親，在渡臺以後，就將船政接續的具體事務交由吳仲翔負責。
得到清廷批准船政繼續造船的上諭伊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