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以前向示通融，問槎定要照章完稅，某親貴訴之肅邸，以丁某無理取鬧，酒系自用，並非賣品，這樣任意妄為，非撤辦不可。肅王告以丁某，我約他幫忙，並非關員，某親貴力主非撤不可，肅王無奈，乃資遣到英留學，其愛才如此。而問槎因之對清室特有情感，不但對肅王而已。肅王開始設警察，聘日本川島浪速為顧問，設內外城廳丞，專司市政，內城廳丞為章仲和（宗祥），外城廳丞為朱桂莘（啟鈐），於是內外城均添修馬路，編查戶口，每家編門牌，盜賊案頓減少。
仲和為內城廳丞時，適逢汪兆銘行刺攝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門什剎海銀錠橋下埋設炸彈，是處為攝政王每朝必經之路，正在工作之時，被巡警發見逃走。後偵知汪未婚妻陳璧君與黃復生，在外城琉璃廠開設一照相館，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後由章仲和親自鞠訊，汪不答言，但索紙筆，席地寫供辭，洋洋數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於朝政*。其時各省革命黨，屢屢起事，前仆後繼，都遭*。仲和以革命黨非殺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殺
之可惜，擬設法拯救。若交刑部，必處大辟，乃商之袞父，請肅邸設法拯救。並以供詞呈閱，由肅邸提訊過一次。袞父又向肅邸力言，革命黨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決非以刑殺所能戢止，汪兆銘供詞，政府可作參考，肅邸聽了袞父之言，又愛汪之文才，乃轉陳攝政王，力請從寬辦理，以示朝廷寬大，使革命黨感激自新，若殺一汪兆銘，反可激起無數之汪兆銘也。攝政王從其言，轉令處以無期徒刑，收禁刑部監。問槎不以為然，以為此是書生之見。肅王又特囑刑部監獄，加以優待，故汪氏在刑部獄中，尚能閱報作書。直至辛亥革命，始獲自由。聞釋放後，袁項城曾密與商議，與南軍議和之策。
自汪案發生後，北京特設巡警部，由北洋大臣袁項城推保趙秉鈞長部，並調北洋有經驗之警察數十名為警察官，至是北京警察規模始具。
迨入民國，朱桂莘任內務部總長。市政更加整理，開放三殿，以社稷壇闢為公園，稱中央公園，趕於民元元旦開放。社稷壇仍舊置於公園之中央，壇為圓形，以紅黃白黑四色土造成，象徵東南西北，清室列為祀典，至今猶存，留為古蹟。
公園進門口，樹立一雄壯漢白玉石之“公理戰勝”牌坊，該牌坊本為庚子德國公使克林德被義和團戕害，德國要求在被戕之地立坊紀念，故建立在西四牌樓之路中，橫額刊載清帝追悼德使之上諭，及被戕事由，清室派親王到德國謝罪等文字，中德文並列，可謂國恥碑。迨第一次戰勝德國，我國亦參戰國之一，始將該牌坊移置中央公園，改題公理戰勝四字，由段合肥親自奠基，以為參戰之紀念，使遊園之人，一進園門，皆可望見，從此國恥碑，變為戰勝碑矣！到民九、十之間，又開放北海為公園，即名北海公園。北海面積很大，亭臺樓閣，半都毀圯，修葺費時。中有大湖，因名北海，遍植荷花，加以蒼松翠柏，相映成趣，夏秋之間，遊人尤多。中央公園，移植牡丹甚多，北海公園，強植荷蓮，昔年禁地，今為公園，此則總算人民得享了共和之福。市政整理後，雖無現代規模，然比之往昔，已進步多矣。
海淀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毀劫後，剩有磚石，都是名貴的雕刻品。更有宮殿上裝設之石刻，及石甕、石缽、石柱、石盆等等，雕刻精細，悉為珍品。以前由內務府管理，外人參觀，須由外務部通知內務府派員導觀。雖在荒煙蔓草之中，縱橫零亂，外人珍視，即攝成影片，亦莫不視為有中國文化藝術之價值。迨入民國，無人管理，於是多被竊盜。迨軍閥在京修建府邸，竟將石盆石甕等件，移置院中，作為陳設，遂使堪供憑弔之故物，只剩大石柱數根，餘皆蕩然無存矣！
桂莘又以正陽門，只有一門出入，車輛每多擁擠不能動彈，甚至一二點鐘之久，始能移動，確為交通